结合本案的事实情况，被告人邢某某是否存在“明知”的主观故意，是认定是否构成本罪的必要条件。在刑法语境下，“明知”虽具有明确知道的含义，但不等同于准确知道，“明知”的含义应当结合刑事立法精神做实质理解。当前，我国刑法学关于“明知”含义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争议观点：其一，认为“明知”仅指行为人明确知道，表明故意犯罪中行为人认识上的确定性，任何不确定性的表述都不能成为认定明知的条件；其二，只要行为人具有主观认识上的可能性，即行为人具有认识到的可能性，就可以成立故意犯罪中的“明知”，此种情形下不要求行为人确定的知道，强调的是行为人认识的可能性而非确定性；其三，折中说，不能简单地绝对化处理，需要结合客观事实与证据，从而判断行为人对行为性质、对象、结果等是否具有认识、认识可能性的大小，经过判定，对认识的概率高可以认为行为人知道，属于明知的含义范围之内。
在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对于“明知”的理解相对狭隘，将“明知”仅理解为明确知道，不仅脱离我国刑事立法现状和实践，并且不能有效解决实践问题。在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被告人常以违法性认识之欠缺作为辩护理由，如果在本案中将“明知”理解为明确知道，在构成要件上要求得过于严苛，不利于刑法的正确适用，很多猎捕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案件将无法被认定本罪，起不到刑法预防与惩治的效果。第二种观点中将“明知”作“可能知道”的解释，表述过于宽松，不利于法律条文明确、稳定的立场，同时有无限扩大“明知”外延的嫌疑。因此采取折中说是比较稳妥的方式。本案中邢某某在捕获涉案鱼类时就对疑似中华鲟的动物有所怀疑，而且邢某某常年在江海捕鱼，具有丰富的捕鱼经验，所在村委会也经常在社区内对群众普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水生动物的知识，发送宣传手册并附有相关野生动物照片。同时，被告人邢某某经常停泊渔船的崇明区奚家港，周边有渔政制作的宣传板，上面明确列举了哪些鱼类不能捕捞，并配有照片，渔政执法人员也会不定期上船对渔民进行普法宣传。从以上几点可以说明邢某某在主观上已经达到“明知”的程度，但其仍将疑似中华鲟个体放入冰柜中冷藏，具有认识的较高概率，因此，在构成本罪的主观层面上并不存在问题。
（二）被告人在其他主客观要件中均符合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入罪条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制度，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以构成本罪。在本案中，被告人邢某某猎捕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其行为已严重违反我国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管理规定，并且邢某某在刑事责任能力角度及刑事责任年龄层面均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
本案中，被告人邢某某使用机轮劈水网进行拖网作业两次，捕获花鲢、鲈鱼及一只疑似中华鲟个体，邢某某将该疑似中华鲟个体连同其他渔获物一并放入船上冰柜内冷藏，目的是为了自行食用，其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猎捕的性质，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本罪名所指的猎捕并不限于以狩猎的方式捕获，而是指所有一切捕捉、获得上述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方法。所以被告人为食用目的猎杀中华鲟，不影响本罪的构成。
（三）本案在量刑方面的考量
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对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进行了规制，并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对犯罪方式和情节严重的类型进行了细致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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