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1900—1966），字觉明，笔名方回。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敦煌学家。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30年转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研究。1935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中文藏书，并调查英、法所藏敦煌遗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史料。1938年8月回国，先后受聘为浙江大学史地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及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参加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敦煌莫高窟及附近多处考古遗址。1944年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为考古组组长。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1954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同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1957年出版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60年策划编辑“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并整理《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西游录》等。

 

刘进宝，1961年生，甘肃兰州人，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民委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丝路文明》主编。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会长。

长期从事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个人学术论著有《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敦煌学通论》《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等；主编有《转型期的敦煌学》《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丝路文明的传承与发展》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刘波，1980年生，湖南新宁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从事敦煌西域文献、近现代学术史、版本目录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善本方志书志》（与李坚合著）、《国家图书馆与敦煌学》、《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守藏集》（与林世田合著）、《赵万里传》等。

本书收录向达先生关于中西交通史、西北史地与敦煌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著20余种，包括两部中西交通史的奠基之作《中外交通小史》和《中西交通史》，以及敦煌学、西北史地考察研究、中西交通文献研究的系列论文。此外，还收录了几种中西交通史、西北史地研究著作的序言和书评，以及冯承钧、章俊之两位中西交通史学者的纪念文章。本书所收文章，除《西征小记》外，均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所未收者，两书配合使用，大体上可以领略向达先生在敦煌学、西北史地和中西交通史领域的主要成就。

　　《中西交通与西北史地研究》：
　　只是中国在唐以前，对于朝鲜的势力，只及于北部、南部，南部如任那一府，即始终受着日本的控制。到了唐朝，中国同日本的势力在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起了冲突，于是乃有刘仁愿、刘仁轨之两度征伐。麟德二年白江口之役，百济所请来的日本援兵，战舰为中国焚去的达四百艘，这是中日外交史上一件最可纪念的事。自此以后，中国在朝鲜南部的势力始日益增厚。到了明朝，日本丰臣秀吉野心勃勃，又想平定朝鲜半岛以进窥中国，于是又惹出一场恶战。
　　朝鲜的形势，一方面像一把匕首插入日本的胸中，一方面又为中国东北的屏藩，所以有史以来，即成为两国势力交会的场所。朝鲜在唐时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即已不盛，《旧唐书·高丽传》说其书有五经及《史纪》、《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但是所有文化都是因袭中国，在政治上，亦只依违两大。明清以后，中了理学清淡的流毒，终日无所事事，以致国势日趋疲弱，竟酿亡国之惨。这大半是地理上的缘故有以使之如此。
　　日本同中国的交通，据《论衡》所记，远在成周之初，道家说在黄帝时，日本自己说在秦时，诸说都不可信。正式的交通，大约始于汉朝，其时使驿通于汉朝的有三十余国；汉光武时并封委奴国王，赐以印绶，“汉委奴国王印”，近来曾在日本发见，可证中史之真。那时中国已知道日本王室居于大和，称大和为邪马台国。魏明帝时，日本神功皇后在位，魏封之为亲魏倭王，称神功为卑弥呼。晋宋以降，中国同日本的交往仍复蝉联不绝，中国也时时予以封号。不过日本史书对于汉魏以降，日本同中国的交通，概行否认，只承认隋时小野妹子通使中国以后之事为实。
　　到了唐朝，中国文化发达如日中天，唐室声威遍于四裔，日本也闻风向慕，遣唐使节络绎于途：综计自唐太宗贞观四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日本遣唐使共有十四次，唐朝派人陪送日使回国也有三次。这是专指正式遣使而言，派遣学生来唐留学的还不在内。仅就唐朝日本留学中国的学生而言，即有一百三十二人，也可算得洋洋大观了。到了元朝，元世祖抱统一六合的雄心，想把日本收归版图，于是乃有文永、弘安两役。结果元朝虽然以地理不熟，一败涂地，然而当时日本朝野惶惶，到处求神祈祷，其恐慌之状，也可想见。最后到了明朝，日本萨摩一带的浪人驾了八幡船到中国沿岸钞暴为虐，沿海一带小儿一闻倭子至，至不敢夜哭。所以明初倭寇，实成为国家当前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即位之初，于钟山广植桐棕之属，以供将来造船之用，其用意未尝不在防海。而成祖以之修造大舰，扬威海南，真可谓先得我心了。
　　中国与日本交通了好几千年，可是在宋以前对于日本历史的知识浅薄得很。到了宋朝雍熙元年（九八四），日本国僧奝然与其门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有《今王年代纪》一卷，后来著《宋史·日本传》的人，就将奝然所传的《年代纪》抄撮成篇，中国才确实知道日本历代至守平天皇为止的历代帝王的年号。元明以降，因为倭患日深，中国学人所著关于日本的书籍也日益加多，不过关于日本历史的知识，竟未能比《宋史》所纪增加了多少；
　　《后汉书》上说韩有三种：一日马韩，二日辰韩，三日弁辰。辰韩民族原是秦之亡人，避役适韩。马韩割东界地居之，言同秦人相似，所以又名为秦韩。可见秦汉之际中国人有迁移到朝鲜半岛的。在日本应神天皇十四年（二八三），有秦人弓月氏自说是秦始皇后，从百济迁到日本：其后遂有太秦氏，始传养蚕之术。雄略天皇十四年（西元后四六九），又从中国吴地求得吴织汉织并缝女姊妹小工女还。应神以降，中国人徙居日本的，为数日多，钦明天皇时，秦户竟至七千，其他日本各姓出自中国的甚多。秦徐福到日本的事，确否难考，而汉以后，日本民族中之夹有不少汉族分子，并且大都是取道朝鲜半岛，迁徙而来，那是确凿可据的。
　　不仅中国的民族其始多由朝鲜半岛迁到日本，即是中国的文化，最初也取道朝鲜半岛传人日本。应神天皇时，始从百济得汉籍，学汉学；雄略天皇时，从徙来的汉人学种桑养蚕织缝。今日日本佛教很盛，也是钦明天皇时从百济传来的；而在钦明以前继体天皇的时候，即有南梁司马达到日本，欲辉弘佛教。隋以后，日本同中国正式通使，才互见于两国史籍。到了唐朝，日本学生留学中国的风起云涌。日本国中上自政制，下至习俗，无不模仿唐风。宗教方面，如法相、律宗、台宗、密宗等宗，莫不传自中国。因为留唐风盛，结果竞有吉备真备模仿汉字，创作假名，僧空海又创平假名，至今为日本通行的文字。而日本政治史上有名的大化维新和文化史上有名的奈良朝和平安朝，其实就是将唐朝的制度文物整个地搬到日本。主持大化维新的人物，如高向元理等就是以前的留唐学生；其所改革，就是改从唐朝的制度。后来的大宝养老诸律令以及各种格式，都是仿效唐制。不仅政治制度模仿唐朝，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平安京，其实就是仿照唐朝的西京而造的。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唐化的热忱可谓盛极一时。唐宋以后，日本人尊视中国的态度没有变更。明亡，朱舜水逃至日本，水户藩待为上宾，舜水教人严夷夏之防，重廉耻，尚气节，这与日本后来的维新，也有很大的影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意效法西洋，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声势一时失堕。但是中国文化在日本历史上的地位依然如故；至今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所表现出来的文明，还依然是唐朝的流风余韵。中国文化到了唐朝，可说极精细之致，如今离唐朝已千余年，而看了日本的生活情形，还可以反映出千余年前之唐朝文化一鳞片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