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后的新形势
（节选）
一
去年12月12日张学良在西安发动的事变足以震惊世界。张学良坐拥西北15万大军，当时是“讨伐”共产军的负责人。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监禁了蒋介石—蒋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乃事实上的中国独裁头目，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万一有什么差错，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大混乱。
然而事件的结局也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已然告一段落。
南京政府多年打着“建设统一国家”的旗号，这与在列强压迫下日益增强的民族国家意识的昂扬相符合，民众支持南京政府此一政策的氛围也相当浓厚，这是毫无疑问的。
今年夏天西南派的讨蒋阵营也打出了“抗日”的大旗，但被南京的“统一”口号挫败。对于张学良的这次企图，一般认为中央的统一不至于受到根本的影响，但可能遭到破坏的看法很是强烈，因此憎恨张学良之行动的气氛成为主流，而且各地方实力人士与张学良产生共鸣的不多。结果，“西安事变”只能以失败告终，即南京政府在16日任命何应钦为讨伐总司令，开始正式向张学良发出征讨。与此同时，让陕西出身的元老于右任宣抚西北军民。
此外，英国人端纳和宋子文等往返于西安、南京之间，为达成妥协努力斡旋。端纳以个人身份担任蒋介石顾问，他也曾是张学良的顾问，而宋子文与张学良亦关系密切，现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7 日恢复自由的蒋鼎文从西安回到南京，把蒋介石亲笔信交给何应钦、宋美龄。
宋子文19 日从南京飞到洛阳，20 日飞往西安，得到张学良的迎接，也见到了蒋介石。在协议的基础上他于21 日返回南京，又在22 日陪同宋美龄夫人再次飞抵西安，结果局面迅速转变。25 日蒋介石夫妇乘飞机回到洛阳，次日抵达南京。而当事人张学良居然也来到南京，接受中央的处分。29 日的中央常务会议、中央政治会议则做出以下三项决议。一是定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2 月15日召开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张学良主张的政治意见并做出是否采纳的决议。二是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惩。三是中止讨伐军的进攻。
军事委员会的特别军法会议31 日宣布，判处张学良十年徒刑，剥夺公职五年。转年1月4日经特赦免除其十年徒刑。（附记：关于公职剥夺虽没有公布，但我认为应该撤销了。）
为救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与张学良达成的妥协条件，虽没有正式公布，但我相信他们将努力满足张学良提出的政治条件，此外东北军有望维持现状，而1000 万元的军费也已确实交付给张学良军和杨虎城军。
二
张学良、杨虎城究竟是作为抗日人民阵线派的政治家自觉发起事变的，还是仅将之作为军阀迂回的手段而借用了“停止内战，立即抗日”的旗号？对此两种推测均有。也有说法认为，张学良听从南京的旨意是被部下所逼而自己失去了立锥之地，故想乘机逃出。
但是，他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正确仍然有充分的信心。在军法会审时，由宋子文陪同出庭的他明确地回应道：“对长官蒋介石及各位要人采取监禁的手段自然不对，但坚信自己所怀抱的政治意见出于至诚爱国，没有什么错误。”
我们已经看到，南京政府标榜国内统一与建设的口号获得了民众支持，此项运动的领导者蒋介石遭逮捕，则张学良被视为统一的破坏者而遭到指责。但是，若认为张学良之举全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那也是误判。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国内大多反对以武力讨伐张学良。南京政府采取包围的态势却没有发起进攻，其原因在于不仅考虑到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还因为南京政府内部亦有不少人赞同张学良的政治主张。地方实力派中如广西派就敢于表明支持张学良，此外宋哲元、韩复榘等亦明确反对内战。当然这其中有复杂的动机，但需要了解，正因为有民众支持西北派的主张，所以南京政府才这样行动。据报道，目前北平的学生运动分为南京派和张学良派，正在进行抗争。
释放蒋介石，处分张学良，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的结束。现在不断传来西安重要事态的发展情况。因为杨虎城及张学良部下的将领不满中央的处置而举起了叛旗。最为重大的事态是，人们相信这些西北军与共产军达成了合作。
据传在西安，共产军的首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杨虎城的抗日战线联合军事委员会总部参与了其最高方针的策划，正在准备成立西安人民政府。
据说，中国共产军已经占据咸阳、三原、富平、蒲城等西安外郭的几个城市，其中先锋部队3000 人已进入西安城。
很明显，不论杨虎城还是共产军当局都不希望与中央军直接冲突。而在中央方面则将尽其全力承认陕西、甘肃两省为旧东北军及杨虎城军的军事管辖范围。至于共产军，恐怕会进一步与之合作以确立自己的地盘。
南京政府出于其国内及国际的立场，恐怕终究不能容忍目前张学良一派所提出的人民阵线要求。因为，那将成为对南京政府自身存在的否定。
中央目前在竭力怀柔、分化张学良部下的将领。据说王树常已经离开，于学忠、王以哲仍在观望。对于曾放出“若中央踌躇抗日，西北断然单独行动”豪言的杨虎城，中央将竭力收买，收买不成功则将发动对杨虎城军和共产军的“讨伐”。而在将于2月15日举行的三中全会上，当容易找到上述种种口实的。
三
现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西北问题，其重要性不在眼下运动的成败本身，而在于当我们将其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
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自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以来，以日本为首当其冲的对象而达到高潮。不消说，这就是抗日救国运动。
有论者将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39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经过185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共约60年。这一阶段的排外运动是原始的、自发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二阶段是从1910年表面化的兴中会排满兴汉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抗争，可以称为启蒙的民族解放运动。
第三阶段是世界大战后为对抗国际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强，于1929年5月30日在上海因劳资冲突而引起的五卅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的时期。这一阶段的民族斗争，乃是普遍性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
第四阶段始于1931年的“满洲事变”。这一阶段的民族解放运动，即所谓抗日救国运动。而目前的人民阵线运动则是这一抗日救国运动的最新阶段。
事实显示，现在中国的抗日人民阵线运动中共产党乃是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主张，对红军的攻击乃是同胞相残，应当立即停止而一致抗日，并提议建立抗日义勇军。经过1932年的上海事件、1933年12月到1934年的福建事件等，民族统一战线的势头逐渐上升。
1935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声疾呼各国结成统一战线，尤其强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重大。中国共产党提议建立国防政府，并呼吁国民党军队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众所周知，现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也有很多持“联俄容共”主张的人。
伴随着抗日风潮的高扬，不仅学生和工人，实业家、思想家、法学家、女性中间要求建立抗日人民阵线的力量也不断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去年7 月中旬，浙江实业银行前副经理章乃器、上海律师协会会长沈钧儒、国难教育社代表陶行知、生活日报社社长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共同宣言，阐述人民阵线派的要求，尤其值得关注。
而且，1934 年秋放弃江西瑞金这一中心地区后，历经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各地而在西北集结的共产军，以“西安事变”为契机再次登上中国政局的前台。
这些变化，必将成为打开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契机。
诚如《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人民阵线运动因为张学良派的行动而面临着一朝分裂的危险。（《朝日新闻》12月12日附晚报）国民党迅速在国民战线方面强化他们的阵营而与人民阵线形成对立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但如此一来，恐将导致国民党自身与民众运动大势相疏远的后果，进而危及多年倡导的“国内统一”的实现。
第一部 暴风雨中的中国
共产军西移与今后的中国局势
北方中国问题的重要性
列强在中国的角逐
张学良政变的意义
“防共”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西安事变”之后的新形势
东亚的战争危机
转折期中国的基本问题
中国果真会“赤化”吗？
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
第二部 战时中国及亚洲观察
南京政府论
中国的进路
国共两党合作的未来
日中事变第三期
武汉会战之后
“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成立的客观基础
东亚局势的暂时停滞与新的发展预测
“东亚共荣圈”根底里横亘着的重要问题
蕴含转机的国际形势与东亚
第三部 现代中国论
自序
绪言
一 中国社会的两大特征
二 中国社会复杂性的根据
三 中国社会与历史停滞性
四 中国历史的划分
五 历史的制约与现代中国
六 现代中国的独特形态、封建诸要素的浓厚残余
七 中国与列强资本
八 民族运动的特质
九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
十 变动中的中国
附录 尾崎秀实生平年表
解说 社会革命与亚洲改造的大视野——尾崎秀实的现代中国论
编译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