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在《工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有一种鄙薄机巧的价值观念，极不利于“工”的发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专注和沉溺于某种专门的技艺有“玩物丧志”之嫌。譬如《论语·为政》便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能像器皿一般只有特定的用途。至于道家，更是注重自然，反对一切人类自作聪明的活动。这些文化观念都和“工”的发展正面冲突，并使得与“工”有关的社会地位和技艺传承面临困难。在社会地位传承方面，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中，“工”的地位不高。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在叩问传统中国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时发现，传统社会的技师多围绕在某个地位显赫的官员周围，成为其私人随从；即使那些进入官僚阶层的技师，在官僚体系中也无法登居显要。故而凡是那些有“工”的技能和智慧的人，在社会流动过程中都难以向上流动，生存与传承的机会日益狭小。在技艺传承方面，“工”的传承不像“士”那样有文字作为传承媒介。“工”的技能有相当一部分是类似于波兰尼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它不能通过文字或符号进行传递，只能在学徒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我国文献中关于“工”的部分很少正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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