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武，法学博士，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温州市百名青年社科骨干人才，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社会主义研究》《思想理论教育》《思想理论教育导刊》《山东社会科学》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中国模式是21世纪初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围绕中国模式国外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确有见地，有的却失之千里。本书旨在通过对国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一些代表性观点的评析，全面客观地呈现中国模式的内涵、性质、特点、意义。中国模式的内涵既不是国外学者所谓的“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也不是“混合经济”加“一党政治”，它的本质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模式的性质既不是国外学者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它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模式；中国模式的特征既不是国外学者所谓的没有方向的“摸着石头过河”，也不是不讲原则的开放包容，它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模式的意义既不是国外学者所谓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例外”，也不是可供发展中国家模仿的“现实方案”，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并为处于低潮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活力。

　　(一）国外学者对“混合经济”的理解
　　1.郑永年关于“混合经济”的观点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混合经济。他指出：“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基本上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①郑永年认为，中国经济中的很多因素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中国，既有出口导向型经济，又有内需型经济，既重视国有经济的地位，也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既注重发挥市场的优势，也注重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不像那些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国家，实行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彻底废除公有经济，否定政府的作用。然而，它也不像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只注重公有制经济，而忽视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混合经济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混合”，是出口导向与注重内需的“混合”，是政府与市场的“混合”。
　　首先，所有制层面的“混合经济”。郑永年认为，中国经济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已经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指导完全私有化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打破原来的僵化的经济制度，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原来的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地位，到后来的公有制为主，其他经济成分为辅，再到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仅取得了平等的法律地位，也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拥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的改革，并不像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的以私有化为前提的苏东国家的“休克”式改革，中国并没有完全私有化，而是保留了大量的公有制经济，私有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中国，完全的国有化和集体化只存在了一段时间，而彻底的私有化根本就不曾发生，中国经济在大部分时间里公私并存，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
　　其次，从经济形态看“混合经济”。一直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当年的亚洲“四小龙”模式一样，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并认为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①但郑永年并不这样认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他指出，中国能够抵御危机，表明中国经济与日本以及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等“四小龙”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经济不是那种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而是既注重出口，也注重内需，是出口导向与注重内需的“混合”。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表现为不同类型。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但相比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府一直起着非常大的作用。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许多地区还发展出了以满足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他认为，浙江的民营经济就是一种内生型经济，其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外资，而是来自内部。尽管浙江也鼓励外来资本，但发展的主要动力主要来自民族资本。不仅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也主要是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②
　　最后，政府和市场的“混合”。在郑永年看来，中国的混合经济还包括政府与市场的“混合”，也就是说中国既没有像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一样，一切经济行为都由国家即政府来控制，几乎不允许市场的存在。同样，中国也没有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市场是万能的，经济的有序运行不需要政府的存在，政府充其量只是一个“守夜人”。中国既没有完全放弃政府的作用，也没有接受“市场万能主义”，而是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市场的性质和作用有了不同的看法，市场作为一种工具，既不属于社会主义，也不属于资本主义，市场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郑永年特别强调，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是由政府在大力推进的。③实际上，郑永年所指出的政府与市场的“混合”，就是我们所主张的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而郑永年认为，正是这种“混合”，使中国比较有效地抵御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因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影响着一个经济体是否会导致经济的危机，也影响着到这个经济体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危机、预防危机。就2008年金融危机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政府对本国的金融系统监管不严。在西方当权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政府应该放弃经济功能，政府的作用就是要保证市场毫无障碍地运作，只可惜，这次金融危机又一次证明这种信仰的差错。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在强调市场优势的同时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正是因为中国有大型的国有企业，才使新自由主义在实体经济领域遭到抵制，中国经济才没有彻底私有化。①联合国《200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对比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成就，得出的结论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能只靠市场力量，还要靠政府的力量，也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要协调发挥作用。报告的总协调官司德特革夫·科特强调，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中国并非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发展经济，而是重视政策调控手段与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②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市场机制还不成熟时，不能忽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在这种条件下，要发展经济，更不能放弃政府作用的发挥，在法律还不完善的领域必须要有政府的存在，只是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第一章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缘起
一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演进
(一）中国模式概念的早期演变
（二）“北京共识”的提出
（三）金融危机后的研究进展
（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模式研究
二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兴起的主要原因
（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苏东国家改革失败与转型的困境
（三）“华盛顿共识”的破灭
三 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争论
（一）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模式
（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概念的认识
（三）如何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

第二章 国外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研究
一 争议颇多的“北京共识
（一）“北京共识”的内涵及其演变
（二）“北京共识”：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
（三）“北京共识”：应该成为共识的共识
二 “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的二元悖论
（一）罗恩·卡利克的“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论
（二）国外学者对“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的认识
（三）“经济自由加政治压制”是对中国模式的误读
三 “混合经济”加“一党政治”的片面判断
（一）国外学者对“混合经济”的理解
（二）国外学者所理解的“一党政治”
（三）“混合经济”和“一党政治”错误的实质
四 中国模式的真正内涵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内涵概括存在的问题
（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
（三）正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

第三章 国外关于中国模式性质的研究
一 中国特色新自由主义模式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关系的理解
（二）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新自由主义本质的理解
（三）中国模式与“标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差异
（四）“新自由主义中国化”的谬误
（五）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本质区别
二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
（一）所谓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
（二）所谓的“非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错误理解的根源
三 实用主义发展模式
（一）褒贬不一的“实用主义模式”
（二）误解为“实用主义模式”的根源
（三）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的区别
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
（一）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内核
（二）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决定了中国模式的性质
（三）中国模式目标坚定性与手段灵活性的统
……
第四章 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特征的研究
第五章 国外关于中国模式价值和意义的研究
第六章 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特点、方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启示
结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