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捐纳与国家治理》：
臣查从前在部捐银每岁计一百二三十万两不等，自移归各省捐谷，以银计算，每岁仅三四十万两不等。盖缘部内按日交银，即可刻期领照，事既便捷，人乐输纳。至于外省，或因不肖有司虑及霉变赔补，有意刁难，以及额外浮收、多方勒索等弊实所不免。即如福建参革知县王元炜，每捐监一名多收使费银六十四两，则直省报捐寥寥情形，已可概见。”①
其次，海望又重点论述户部捐监之功：“第查乾隆元年在部开捐以来，计收银三百五十余万两，九卿原议留为岁歉赈济之用。嗣因各省赈恤案内，直隶用银一百七十余万两，江南用银二百七十余万两，河南用银一百余万两，宁夏城工等项用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其余各省偶被偏灾，无不发帑赈济，通计用银不下千余万两。则前项部捐之银已久在应行抵补数内，而度支出入，经费攸关，又不便以正项钱粮给发买贮。”②
最后，海望顺势而为，筹议停止各省捐监的具体措施：“臣愚以为，现今直隶等省报捐既属无多，应请即将缺额州县应贮谷数，行令该省督抚于秋收价平之时题明动项买补。其所需银两，查前经奏明，今岁大比之年，五、六、七月在部收捐，莫若即以本年五月为始，将各省捐例停止，仍照乾隆元年九卿原议，令各省生俊在部投捐，臣部即将收捐之银扣抵各省买谷银款。至甘肃一省，因准外省一体报捐，是以收谷稍多，今既议在部捐银，则外省生俊自必赴部交纳，应请将该省捐例一并停止。惟四川一省，捐谷较多，且系产米之乡，仍应稍宽限期，照旧于该省收捐本色，将来权其盈缩，另行酌议办理。再查捐监一途既为积谷而设，应俟各省仓贮充盈之时，户部将部捐应否停止之处，另行请旨遵行。以臣所见如此。”③
站在海望等户部大臣的视角，三年常平捐监的成果不仅可怜，而且效率极低，只是一场失败的运动而已。乾隆帝虽然承认海望所列事实，但是对于捐监运动的整体看法，显然并不完全认同，尤其不愿意打自己的脸，全盘否定自己的决定，因而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一方面，乾隆帝承认三年之间各省常平捐监的成效有限，连原定目标的10%都不到，士子在部捐监比在外捐监更属简易。“今据海望奏称，外省收捐繁难，赴捐之人甚少，原议各省捐贮谷数，共应三千余万石，今报部者仅二百五十余万石，合计尚不足十分之一，不若停止各省之捐谷，仍照九卿原议，在部交银，将所收之银扣抵各省买谷银款，俟仓储充盈之后，将应否停止之处，再行请旨等语。朕思纳粟贮仓，原为备荒发赈，豫为筹画之计，外省捐谷繁难，且有弊窦，不若在部投捐之易，诚如海望所奏，朕亦知之。”另一方面，乾隆帝又不愿意放弃外省仓储建设，认为捐监建仓仍不失为可行之路，因而允许户部和各省均可各自捐纳，两者并行不悖。“嗣后仍准在部收捐折色，至于外省收捐本色之例，亦不必停。在内在外，悉听士民之便。地方积谷，不厌其多，赈恤加恩，亦所时有，正未易言仓储充盈，既系士民两便之举，将来亦不必奏请停止。朕看州县有司，往往虑及霉变赔补，以多积谷石为忧，其如何酌量定例，俾其从容不至赔补之处，交与该部另议具奏。如此则有司不以积谷为苦，而仓廪渐次可实，不至亏缺，于民食大有裨益矣。”①
甘肃捐监是否停止外地商人捐纳，成为户部与皇帝的交换筹码。基于皇帝已经同意自身捐纳，户部遂对甘肃捐监不再干扰，转而支持。乾隆六年三月，户部遵旨议奏：“捐监既内外悉听民便，则赴甘肃投捐者必少，其例自应停止。至该省仓储缺少之数，应派各州县动项采买，但甘肃自开捐以来，报部粮石，尚足接济目前，又嗣后本地仍听投捐，自有续收本色，则买补固不得稽迟，亦不必刻期蜂拥，致腾粮价，应令该督抚查明现在及应买粮石，如何动项分买，不致勒派，妥议具题。”②
乾隆六年五月初二日，大臣讷亲等再次审议海望之奏，乾隆帝重复此前谕旨，改革内容实质与三年前王效通的提议完全一致，强调外允地方捐纳，内准户部捐监：“朕思纳粟贮仓，原为备荒发赈，预为筹划之计，外省捐谷繁难，且有弊窦，不若在部投捐之易，诚如海望所奏，朕亦知之。嗣后仍准在部收捐折色，至于外省收捐本色之例，亦不必停。在内在外，悉听士民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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