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时值林肯总统诞辰200周年、小马丁?路德?金博士诞辰80周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立100周年之际，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入主白宫。这似乎成为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反种族歧视的重要标志性成就。同年6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就美国的黑奴制度和种族隔离政策道歉。这些情况是否表明，1963年8月28日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提出的种族平等梦想在21世纪初真的实现了？黑人家庭的孩子真的能享有平等权利而无人再考虑其肤色？“人生而平等”的美国信条已经变成了现实？笔者认为，美国社会虽然认识到了历史上种族歧视的错误，虽然也反对现在的歧视，但在消除歧视及其后果方面依然受到各种力量的掣肘，在实践方面仍然步履维艰。美国“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政策的制定、实施情况充分反映出美国政府消除种族歧视的艰难和政策效用的有限性，表明美国人的“平等梦”仍然无法实现。
1965年9月24日，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阐明政府就业中的无歧视原则，要求联邦合同承包商和分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确保申请人被雇用时及雇员在就业期间其待遇不受种族、信仰、肤色或民族来源的影响，“肯定性行动”正式出台。“肯定性行动”是该政策比较常用的一种中文译名，此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译法，如“积极行动”“平权措施”“照顾行动”“机会均等行动计划”“矫正行动”等。“肯定性行动”的法律渊源是《1964年民权法案》，其原初目的是消除就业领域的种族歧视，保证黑人等少数族裔在雇佣、晋升、解雇、工资、培训等方面的平等权利。“肯定性行动”在美国政府黑人就业政策的演变以及推进黑人平等就业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后来“肯定性行动”的适用对象又扩大到妇女、残疾人和越战退伍军人，其应用范围扩展到升学、合同授予等领域。随着该项政策的实施，“肯定性行动”经历了几度变迁。尼克松政府时期，在国会和最高法院的共同支持下，“肯定性行动”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行政当局颁布了《执行条例》，加强了“肯定性行动”的执行力度，使“肯定性行动”达到了追求结果平等的顶峰；此后的福特、卡特总统时期，继续完善“肯定性行动”；里根、布什总统时期，行政当局对“肯定性行动”进行了压制，最高法院判决也对政策实施不断加强监管，国会颁布了《1991年民权法案》，总体上“肯定性行动”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克林顿总统时期，面对着舆论压力，联邦政府对“肯定性行动”实施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调查，最终确定了“修正而不终止”的原则。
“肯定性行动”对黑人平等就业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一度追求结果平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实行配额制、优惠待遇，也日益引发各种争议。《洛杉矶时报》在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肯定性行动”“走得太远”的人从1991年的24%增加到1995年的39%Daniel J?Hoffman,“A Collection of Thoughts and Findings on Affirmative Action”,Journal of Progressive Human Services,Vol?8(2)，1997:17.。围绕着“肯定性行动”不仅存在着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态度差别，而且黑人内部、黑人与其他少数族裔之间也都存在着分歧。“肯定性行动”作为一项政府政策在美国不断引起争论，其中的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肯定性行动”为什么会在20世纪60年代出台？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对黑人就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引起争议的根源何在？它将向何处去？……这些问题是本书研究的起点。
一、问题的提出
“肯定性行动”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的一项政府政策，也是美国政府干预就业市场的一次重大举措。该政策的出台，与美国民权政策和就业政策的演变和发展、美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等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就业领域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向前探源，其萌芽可追溯至罗斯福总统时期颁布的《第8802号行政命令》和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FEPC）的努力。经历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时期平等就业政策的渐进发展后，到肯尼迪总统时期美国政府颁布了《第10925号行政命令》，这是“肯定性行动”的先声。《1964年民权法案》为政策的出台提供了法律支撑，最终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第11246号行政命令》，正式启动了“肯定性行动”。此后，“肯定性行动”在联邦行政当局、最高法院和国会的共同管理和规范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有效实施，取得了一定成就，有利于推动黑人的平等就业。然而，自“肯定性行动”实施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各界对其争议愈演愈烈，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肯定性行动”的原初目标是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就业领域的“肯定性行动”是该政策的起点，也是帮助黑人等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摆脱贫困、提高政治经济地位的主要途径。所以，本书着眼于“肯定性行动”中的就业政策。在美国饱受苦痛的各少数族裔中，黑人最具代表性。他们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奴役、歧视和排斥，整体上在美国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低下，至今还在就业、教育、住房等方面遭受着过去歧视导致的不良影响。所以，对黑人就业领域“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客观地分析和评价“肯定性行动”。此外，从1965年到20世纪末，“肯定性行动”的发展、变化可谓惊心动魄、一波三折，政策的出台、调整和监管措施相对比较集中，充分显示了“肯定性行动”的整体走向，能够反映出政策本身的特点、内在问题和政策背后各种力量的作用。基于以上原因，笔者将研究方向设定为“美国‘肯定性行动’与黑人就业”，时间为1965年至2000年。
无论是从理论意义还是从现实意义上看，对黑人就业领域“肯定性行动”的研究都具有很大价值。“肯定性行动”不仅涉及种族问题、民权政策，而且与美国的整体经济政策、人力政策、移民政策、福利政策都有一定关联。正因如此，围绕着“肯定性行动”，学术界的研究角度也是层出不穷。除史学界外，法学界、经济学界、教育学界、社会学界等都从不同专业视角出发对该政策加以研究。但在目前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中，把“肯定性行动”与美国经济政策特别是就业政策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对其在黑人实现平等就业方面效用的史学分析和研究还较薄弱。要全方位地认识和评价“肯定性行动”，对上述问题的解析是不能回避的。笔者试图从美国经济政策的视角出发，把黑人就业领域“肯定性行动”放在20世纪美国政府经济政策演变的宏观背景下，分析“肯定性行动”在美国形成发展的历史，论证该政策出台的各方面因素，探究其对美国黑人平等就业的作用和局限。通过对“肯定性行动”的原初目标――黑人平等就业的研究，分析该政策在20世纪美国民权政策和经济政策中的地位，解读“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实质，揭示政策自身的悖论，阐述美国政体、市场经济体制等对“肯定性行动”的桎梏。
同时，通过对“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美国政府政策形成的根源、政策实施的情况，进而厘清20世纪后半期美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走向，挖掘美国宪政体制的特点及局限性。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一）国外研究现状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肯定性行动”政策就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伴随着社会舆论的针锋相对、“肯定性行动”的发展变化和起伏转折，美国学界对于该政策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不同立场出发，对“肯定性行动”的渊源、出台原因、实质、作用、效果和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论证，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此，笔者仅从以下几方面对美国学者在黑人就业领域“肯定性行动”研究中的焦点问题进行归纳评述。
1.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渊源
“肯定性行动”以追求平等为原则。然而，美国政府对黑人平等权利的保护始于何时？“肯定性行动”的历史渊源何在？对这些问题，美国学者存在着不同看法。大多数学者认为，“肯定性行动”应追溯到罗斯福“新政”和二战时期，从那时起美国政府便开始干预就业市场，保护黑人平等权利，这为日后“肯定性行动”的出台奠定了基础。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学教授泰瑞?安德森（Terry H?Anderson）认为，“新政”和二战时期为“肯定性行动”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表现为公共工程局出台反歧视措施、总统签署《第8802号行政命令》等举措，以及由此引起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安德森指出，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歧视”在一些州不仅是传统而且还是法律。在《1933年失业救济法案》中，联邦政府第一次宣布了联邦就业中的工作机会平等原则。1933年9月，内政部长伊克斯（Harold L. Ickes）领导的公共工程局明令在该局项目中禁止实行歧视，按固定比例雇用熟练黑人工人即实行配额制。伊克斯的措施被安德森看作是“肯定性行动”的先驱。此外，黑人还从其他许多“新政”计划中受益。罗斯福政府对反种族歧视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坚信黑人是这个国家整体的一部分。在黑人斗争压力下，1941年，《第8802号行政命令》发布。它被一些黑人称为“第二个解放宣言”，奠定了“肯定性行动”的又一个基础。此后，杜鲁门总统也通过行政命令取消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在国家经历一次大萧条和两次战争的危急时刻，公平的概念在美国开始发生改变。许多公民开始认识到吉姆?克罗（Jim Crow）的思想与美国宪法相冲突。许多人开始认为，所有纳税人都应该有机会享有他们的税金所资助的工作，这才是公平的。这种观念成为“肯定性行动”政策的基础Terry H?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148.。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十分赞同安德森的观点Alice Kessler?Harris, “Reviews of Book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ume 112, Issue 1, Feb?2007:241.。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专家斯蒂芬?贝利（Stephen Kemp Bailey）也认为，大萧条不仅使人们认识到联邦政府是唯一有足够力量应对经济崩溃的机构，还推动联邦政府扩展其功能和责任。公众对联邦在经济事务中职能扩大的认可，不仅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更是其必要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公众要求联邦政府保证就业机会并承担分析、预防和应对经济危机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Stephen Kemp Bailey, Congress Makes a Law:The Story Behind 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0：7, 13.。马萨诸塞大学历史学专家路易斯?鲁坎姆斯（Louis Ruchames）从人力资源角度出发，承认联邦政府对于反歧视政策出台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南部议员害怕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的成功，罗斯福总统在平等就业与赢得战争之间选择了后者，加之人力资源供给形势并不严峻，所以，“新政”时期的措施并非卓有成效，教育部、州就业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对于当时的歧视行为也没有予以有力打击。但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还是促使很多雇主放弃了他们的歧视性行为，推动了《公平就业立法》和州、市的公平就业实践Louis Ruchames, Race, Jobs & Politics:The Story of FEP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政治学教授保罗?伯斯坦（Paul Burstein）对于“新政”以来联邦政府积极出台平等就业政策的根源做出分析。他认为，影响少数族裔成员和妇女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社会总体趋势和追求公平待遇的群体组织的平权活动，如游说、示威、法律行动和选举战役等。这些因素以公正和平的名义所构成的压力促使美国政治机构做出反应，导致了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公平第一次变成了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Paul Burstein, Discrimination,Jobs and 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New Deal,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ixx.。
尽管“新政”与“肯定性行动”之间的关联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也有学者对联邦政府扩大干预就业市场的合理性提出质疑。美国社会学家格莱泽（Nathan Glazer）在《肯定性歧视――种族不平等与公共政策》中强调政府在改善黑人状况方面的有限责任。他认为，政府在帮助改善黑人状况方面并非不起任何作用，但它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支持经济环境，以保证有充分的、可获得的工作岗位，以及防止和惩罚歧视行为。如果政府试图确定哪个群体中有多少人应该获得工作和晋升，到哪个学校上学，生活在哪个地区等，那么政府将遭到普遍的反对Nathan Glazer,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xxv.。格莱泽的观点明显反映出对政府过度干预就业市场、“肯定性行动”追求结果平等的批驳。
美国学者在“肯定性行动”的渊源问题上大多聚焦于“新政”时期，但笔者认为，“肯定性行动”作为政府的反歧视政策，其法律基础早已蕴含于《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当中。“新政”时期不过是美国政府实践平等原则整体进程中的一环。
2.“肯定性行动”出台的直接原因
关于“肯定性行动”在20世纪60年代出台的直接原因，美国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阐释，即黑人民权运动的推动、联邦政府对平等的追求和主动选择。
美国左翼历史学家、政治学者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认为，黑人的斗争迫使美国政府用经济诱饵把黑人中的一部分人拉拢到现存制度中来。40年代，杜鲁门总统出于国内国际原因，开始在种族问题上采取一些微小的改良行动，但对黑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黑人民权运动爆发后，联邦政府试图把愤怒的情绪引入投票箱、温和的请愿、官方批准的和平集会等这些传统的机制中，但投票并不是解决种族主义或贫困的根本手段。正是从1964年和1965年国会民权立法的高峰期开始，全国各地发生了黑人暴动。黑人暴动的根源深深根植于现存制度和美国国家观念中的种族主义。政府通过实施“黑人资本主义”分裂黑人，通过向贫苦的黑人做出让步，让他们与贫苦的白人为争夺匮乏的资源而互相厮杀，而这种资源的匮乏正是由现存制度造成的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许先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80396.。霍华德?津恩从阶级斗争角度出发来认识美国政府政策的根源，并将政府改善黑人经济地位的政策视为是一种欺骗、拉拢和分化。路易斯?鲁坎姆斯认为，“新政”以来反就业歧视政策出台的原因包括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黑人民权运动的压力两个方面，但主要原因是后者。一战后，黑人组织不断壮大，影响力日益增强，并开始出现黑人联盟。黑人斗争尤其是1941年的“向华盛顿进军”的压力，迫使罗斯福总统签署了旨在消除就业歧视的《第8802号行政命令》Louis Ruchames, Race, Jobs & Politics: The Story of FEP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3.。泰瑞?安德森也认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黑人民权运动推动了“肯定性行动”的兴起Terry H. 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变化中的美国――对60年代和70年代的看法》一书则从文化角度出发，揭露了盎格鲁美国人一方面支持自由、平等、民主，另一方面却在实践中否定之，用“殖民化的文化”支持对少数族裔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进而揭示了黑人等少数族裔面对文化侵袭的不断抗争Ronald Weber ed., America in Change: Reflections on the 60?s and 70?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2：56.。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肯定性行动”的出台是联邦政府主动的选择。但是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略有差异，有人侧重于从行政当局角度分析“肯定性行动”的政府动因，还有人从国会立法或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积极作用等角度分析“肯定性行动”出台的官方动力。得克萨斯女子大学社会学教授菲利普?扬（Philip Q?Yang）在其《种族研究：问题和方法》一书中，把“肯定性行动”视为是行政当局结束种族歧视的不断努力的结果。作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总统通过行政命令在联邦政府内建立公平就业程序，在军队中废除歧视，为政府合同承包商建立履行程序，那时基本的方法是自愿的“非歧视原则”。然而，要结束根深蒂固的歧视性行为模式，自愿的“善意”方法被证明是无效的和不足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就是作为早期自愿方法的替代物而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Philip Q. Yang, Ethnic Studies:Issues and Approaches,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237.。希尔斯代尔学院历史学副教授保罗?莫雷诺（Paul D. Moreno）提出，“肯定性行动”的出台应归因于60年代紧急情况下法院和官僚机构的努力Paul D. Moreno, From Direct Action to Affirmative Action: Fair Employment Law and Policy in America,1933197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2.。曾长期担任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劳工主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黑人和劳资关系研究专家赫伯特?希尔（Herbert Hill）则强调国会及其《1964年民权法案》对于“肯定性行动”的意义。他认为，国会通过了《1964年民权法案》，这是国家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通过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联邦最高法院迎来了在种族问题上宪法法律的新时代，那么《1964年民权法案》可以说是对这个新时代的立法回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一种直接对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力量的结果，伴随一部新的宪法法律的出现，一个伟大的希望诞生了。这个希望就是，百年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最终将被彻底摧毁，而美国最终将成为一个公正、体面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Herbert Hill，“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Quest for Job Equality”，The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Vol.6，No.3,1976：263278.。
诚然，美国黑人的斗争推动了“肯定性行动”的诞生，但归根结底，政府政策的出台离不开美国政府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和最终的抉择。其中何种因素对“肯定性行动”的产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学者对此显然莫衷一是。
3.“肯定性行动”的目标和实质
“肯定性行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实质是什么？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异。
保罗?莫雷诺在考察了美国公平就业法律和政策史之后认为，《1964年民权法案》和“肯定性行动”导致美国政府以差别性影响理论取代了差别性对待理论，以有肤色意识的政策取代了“色盲原则”。莫雷诺分析了差别性对待理论和差别性影响理论的各自特点：前者是色盲，坚持无种族意识则无种族歧视；保护个人权利，支持以价值为基础的人事决策；追求机会平等，不追求种族群体中间的结果。而后者是有肤色意识的，认为只有采用以种族为基础的优惠待遇才能克服种族歧视的持续性后果；坚信面对如此广泛的制度性种族主义，群体代表性是个人权利的最安全的保障；追求结果平等、坚持公平就业的表现就是比例性结果。进入20世纪70年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司法部进一步推进了它们关于测验、差别性影响和优惠待遇的立场，并在法院诉讼中取得了更多的成功。优待、配额制和种族比例制日益成为“肯定性行动”政策的一部分，“美国信条”也因此再次被抛弃。莫雷诺指出，在《1964年民权法案》实施前的25年，美国为保证“色盲原则”而牺牲了黑人的经济进步；在《1964年民权法案》实施后的25年里，美国为了优待政策而牺牲了“色盲原则”Paul D. Moreno, From Direct Action to Affirmative Action: Fair Employment Law and Policy in America,19331972，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针对视“补偿”“优待”为“肯定性行动”目标的观点，约克大学哲学教授巴里?格罗斯（Barry R. Gross）提出，这并非政策的初始意义。他认为，“肯定性行动”源于林登?约翰逊的《第11246号行政命令》和《第11375号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要求联邦合同承包商采取“肯定性行动”，以便把少数族裔和妇女带入就业申请人储备的主流。它们的起源与弥补故意的、被明显证明的有害歧视无关Barry R. Gross, “How Affirmative Action Was Redefined”, Academic Questions, Vol.6,No.3,1993.。
赫伯特?希尔认为，“肯定性行动”是一种在现存法律框架内对工作和收入进行有限但必要的再分配的尝试和努力。“肯定性行动”是长期民权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使法律的运转成为社会变革的工具。当法律被允许发挥其最完善的功能时，它扮演维护公共秩序的历史角色，同时补救公众的不满，从而为社会制度提供一个避免致命伤害的变革机会。如果那些不公正的受害者不能得到法律的救济，那么他们就会以暴力方式反抗。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暴力必定会导致灾难Herbert Hill,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Quest for Job Equality”, The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Vol.6, No.3, 1976：275276.。希尔把“肯定性行动”视为一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并将其目的定位为充分发挥法律的效力，以促进社会变革，避免暴力。
美国劳工斗争与黑人运动研究专家、北卡罗来纳中央大学历史学者菲利普?鲁比奥（Philip F. Rubio）在《肯定性行动的历史：1619―2000》一书中梳理了数百年间黑人与白人的关系，阐述了“肯定性行动”的本质。鲁比奥认为，“肯定性行动”是黑人对长期以来的白人“肯定性行动”抗议的产物，“包含着对所有人民的潜在的和真正的利益”。从殖民时代开始，无论是杰克逊民主、重建及其之后的阶段，还是“新政”、战后时期，白人社会一直以各种方式强化“白人至上主义”观念，甚至使移民也为融入主流社会而歧视黑人。而实际上，“白人种族意识”对白人工人阶级来讲只是一种欺骗、一种压迫手段，是白人资本家用种族差别拉拢白人工人阶级、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的工具，而今它又被用于反对“肯定性行动”Philip F?Rubio,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16192000,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1.。
可见，对于“肯定性行动”的目标和实质，美国学者的观点针锋相对。一方认为“肯定性行动”以“补偿”为目标，实质就是实行优待、配额制和种族比例制；另一方认为政策的目标是维护公共秩序或追求平等，实质是纠正过去的歧视及其后果。对上述问题的不同看法，反映出研究者的不同视角。
4.联邦政府在政策实施中的态度和作用
“肯定性行动”的出台与联邦政府关系密切，这为许多学者所肯定。那么，在“肯定性行动”及其他民权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又起了什么作用呢？很多学者考查了二战以来美国政府政策的变迁后认为，政策实施的程度、效果与政府的态度息息相关。
美国公共政策研究专家史蒂文?沙尔（Steven A?Shull）采用刺激反应模式解读不同时期美国政府的民权政策和反应，肯定了总统在民权政治中的突出作用。作者认为，在政策制定前期起作用的因素包括利益集团、政党、总统，在政策制定后期起作用的因素主要是行政部门。作者按照五项指标――《国情咨文》、行政行动、立法行动、司法行动、预算要求等，考查了历届总统的民权态度：约翰逊强烈支持，里根、布什强烈反对，克林顿处于中间状态。他总结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影响民权政策变迁的不同因素：50年代是司法的10年，推动和直接行动主要来自法院；60年代可视为立法年代，多数行动来自国会；约翰逊时期是60年代中历史的反常，总统在民权中承担领导角色；70年代以政府为引导；80年代和90年代是总统的时代。作者认为行政机构主要在执行中起关键作用，表现在对费用、拨款等的熟练操作，影响组织和计划等。但里根、布什时期，由于总统对行政行动的操纵，行政机构对民权问题的判断力下降Steven A?Shull, American Civil Rights Policy from Truman to Clinton: The Role of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rmonk, NY: M. E. Sharpe Publisher, 2000.。
《变化世界中的美国人――20世纪美国史》解析了战后美国各届政府民权态度的内外影响因素。作者威廉?威廉斯（William Williams）认为，杜鲁门因缺乏北部白人的强烈支持而失败；艾森豪威尔在用政府权力加速结束种族隔离和其他歧视性行为方面行动缓慢；由于始终坚持外交事务优先，肯尼迪在为黑人民权、平等提供道德和政治领导方面表现迟缓，尤其在选举权、教育平等上；约翰逊重视国内事务，具有现实主义特点，如上任初期采取守势，自称是肯尼迪的遗嘱执行人等，但最终因越战导致名誉受损，财力被用于战争，使“伟大社会”目标受挫；尼克松对黑人和少数族裔亦有偏见，但他更兼顾统治国家的政治野心William A?Williams, Americans in a Changing World: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8.。
《从直接行动到肯定性行动――美国的公平就业法律和政策1933―1972》一书阐述了20世纪30－70年代美国反歧视政策沿着行政部门―立法部门―司法部门路线前进，在不同阶段，不同部门各自起到主导作用。《1964年民权法案》出台后，在司法解释和对反歧视应用的界定方面，联邦最高法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影响到了《反歧视法》日后的发展。正如作者所云：“国会制定了法律的一般框架，而行政官员和法官使用社会科学的思想赋予其实质内容”Paul D. Moreno, From Direct Action to Affirmative Action:Fair Employment Law and Policy in America,1933197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泰瑞?安德森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在1971年做出第一个有关“肯定性行动”的判决后，联邦最高法院在引导、约束“肯定性行动”的走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Terry H?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x.。但是也有学者认为，90年代前期联邦最高法院有关“肯定性行动”的判决仅对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实施的相关计划进行了约束，而未能对私人部门自愿的“肯定性行动”产生影响Robert K. Robinson, John Seydel, Ceasar Douglas, “Affirmative Action: The Facts, the Myths, and the Future”,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Vol.11, No.2, 1998：99115.。
格莱泽在分析从尼克松到里根时期各届政府对“肯定性行动”的态度、政策及效果时指出，本来人们期望尼克松政府会对“肯定性行动”予以批评，结果它却正式确认并扩大了“肯定性行动”；福特政府试图采取行动限制“肯定性行动”，但面对民权组织的有效反对不得不退让；卡特政府认可并扩展了“肯定性行动”；里根政府对该计划充满敌意，但在其任期内“肯定性行动”要求与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时期无异Nathan Glazer,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从格莱泽的观点不仅可以看到政府自身态度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能够看到政府之外的力量在制约着政策的发展变化。
也有学者从总统个人的思想、性格和政治动机等多方面入手分析联邦政府“肯定性行动”政策的缘由。马里兰州索尔兹伯里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迪恩?考特洛夫斯基（Dean J. Kotlowski）在研究尼克松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之后认为，除了国会和民权组织的压力外，尼克松的个人信仰、政治动机、神秘的个性、对公民权的心理、再次赢得大选的目标以及他的自由派下属等诸多因素都在塑造其“肯定性行动”政策。他赞同“费城计划”，实施“肯定性行动”，其政治动机是希望借此能使得民主党和工会、民权组织两大支柱相互对抗。为此，尼克松政府将公民权利的争论从法律的平等扩大到经济机会上的平等。但是，尼克松复杂的性格决定了在其任期内“肯定性行动”政策忽冷忽热的发展Dean J. Kotlowski, “Richard Nixon and the Origins of Affirmative Action”, The Historian, Volume 60，Issue 3, 1998：523.。
美国人力资源专家卡洛斯?格莱特（Carlos Ray Gullett）从就业问题入手阐述了“肯定性行动”相关法律依据的内在矛盾及其对政策实施的影响：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平等就业案件中所依据的法律包括《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或《宪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修正案。但是第七条的标准比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修正案更自由，第七条允许的问题在《宪法》中可能被禁止。公共部门雇主必须遵守更保守的《宪法》标准，私人部门可以实行的一些种类的补救行动却禁止公共部门实施。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肯定性行动”的这些法律基础事实上也构成了指控“肯定性行动”造成“反向歧视”的基础Carlos Ray Gullett, “Reverse Discrimination and Remedial Affirmative Action in Employment: Dealing with the Paradox of Nondiscrimination”,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Volume 29, Issue 1, 2000：107118.。
笔者认为，在“肯定性行动”发展的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以后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及其后果。是否该时期真的就是“肯定性行动”的倒退时期？是否应该把80年代后美国政府的“肯定性行动”政策与此前政策实施中的弊端联系起来，把政府内部三权分立的体制统筹起来加以考虑？
5.“肯定性行动”的效果、争议与未来
对于“肯定性行动”的未来，学者们基本认定它是一项临时性措施，终将结束。但这一相同的结论却是建立在对“肯定性行动”的合理、合法性以及政策效果的不同认识基础上的。围绕“肯定性行动”的是非曲直，美国学者针锋相对，形成了“支持派”和“反对派”两种观点。
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核心依据就是认为该政策实行了优待，违背了平等保护原则。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肯定性行动与种族优待：一场辩论》一书最具代表性。书中两位作者站在对立的立场上讨论了“肯定性行动”中优待政策的是与非。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卡尔?科恩（Carl Cohen）认为，以种族比例平衡为目标的有种族意识的计划不是真正的“肯定性行动”，种族比例平衡后才能实现社会公正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指责优待支持者的“肤色论”，坚信法律保护的是个体而不是种族集团，优待的受益者应该是个人而不应考虑肤色或种族。“肯定性行动”演化成以“根除优待”的名义施行“优待”，追求比例化，进而导致“肯定性行动”走向自身的反面。种族优待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它还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违背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这些错误使得种族优待对受优待的少数种族、对实行优待的大学、对社会都是有害的。该书的另一位作者、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詹姆斯?斯特巴（James P?Sterba）则反对上述观点，支持“肯定性行动”的优待政策，强调现在的歧视和过去的歧视导致的后果，补偿目的和多样性目标决定了“肯定性行动”的合理性。斯特巴认为，与传统的以不公平的种族分类为基础的歧视相比，补救性“肯定性行动”不存在对白人的歧视和蔑视，它是对现在和过去的歧视进行的补偿。他反对法院在克罗松案中确定的原则――“补救者必须是歧视的责任人”。斯特巴认为，多样性“肯定性行动”对所有人都有益。他否认支持“肯定性行动”是为群体利益辩护。斯特巴认为恰恰是科恩并不反对所有的种族或种族分类的使用，而是仅反对其中的一部分Carl Cohen & James P?Sterba, Affirmative Action and Racial Preference: A Deb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比较而言，科恩更强调从法理学角度阐述“肯定性行动”优待政策的错误，而斯特巴更多关注“肯定性行动”的实际意义――补偿、实现多样性，并通过与其他形式的优待未遭受指责相对比，来说明人们对“肯定性行动”的偏见。
一些学者与斯特巴的观点一致，承认“肯定性行动”的积极效果和合理性。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芭芭拉?列斯金（Barbara F. Reskin）对就业中“肯定性行动”的运行及其对雇员、雇主和公共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列斯金教授认为，围绕“肯定性行动”产生争议的原因有二：一是公众很少关注“肯定性行动”存在的原因，二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就业中的“肯定性行动”意味着什么、影响是什么。“肯定性行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其自身的演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而一些人将“肯定性行动”看作一个政治工具的行为更加剧了混乱。列斯金教授的观点是：第一，由于少数族裔和妇女就业歧视仍在继续存在，需要协同努力制止歧视；第二，“肯定性行动”在减少历史上排斥少数族裔和妇女的歧视方面是有效的；第三，通过鼓励正规化的人事举措，“肯定性行动”用更客观的程序和政策取代任人唯亲，使很多工作者受益；第四，今天美国所实施的“肯定性行动”，比其他的花言巧语更接近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因此，必须在更大范围的雇主中，以更多的资源投入来强制执行“肯定性行动”。削弱“肯定性行动”的替代计划是一种代价高昂、危险的做法。当然，列斯金教授也看到了“肯定性行动”并非是一个能够结束就业歧视的良方，它必须与其他政策和计划联合，如增加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Barbara F. Reskin, The Realitie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Employment, Washington, D 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8：13.。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哈里?霍尔泽（Harry J?Holzer）等学者则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招募和雇佣方面的“肯定性行动”如何影响雇用行为、人力政策和就业结果，论证了“肯定性行动”增加了雇主招募和筛选行为的数量，提高了雇主对来自受歧视群体申请者的雇用意愿，增加了少数族裔和妇女申请人、雇员的数量以及雇主对他们提供培训的倾向Harry J. Holzer, David Neumark, “What Does Affirmative Action Do?”,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Vol.53, No.2, 2000：240.。同样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乔纳森?伦纳德（Jonathan S?Leonard）教授。伦纳德根据68690个机构、1600多万雇员的资料，把联邦合同机构与非合同机构的少数族裔和妇女就业率加以对比分析后认为，“肯定性行动”对于推动黑人和白人女性就业是有效的，但白人男性在合同承包商企业中的就业比重下降，大型联合企业中受保护群体成员就业率增长速度更快，履行评价带来的直接压力推动了黑人和女性就业Jonathan S. Leonard, “What Was Affirmative A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Vol. 76(2)，1998：35963.。
休斯敦大学法学教授罗纳德?特纳（Ronald Turner）在对美国历史上的法律、政策进行考察后认为，对少数族裔的优待政策早已有之而并非始于20世纪。美国的法律早就有关于种族和肤色意识的宪法条款，并且得到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认同；内战及其后的政府政策，包括《解放奴隶宣言》、《自由民局法案》和《人权法案》等，也是以对个人提供优待为目的的“肯定性行动”。对“肯定性行动”不能简单地判断其是与非，更不能拘泥于呆板的法律文本来评判，而必须从长期效果来分析。更何况政策本身也在不断地被调整和发生着变化。“肯定性行动”是国家反歧视法律以及当前复杂的法律、公共政策和道德问题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它将继续作为一个有效的法律工具而被雇主、政府和法院承认。但是法院也将对其进行标准日益严格的审查和质疑Ronald Turner, The Past and Fu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Guide and Analysis for Human Resource Professionals and Corporate Counsel, New York: Quorum Books, 1990：16, 159.。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教授尤尔?艾略特（Euel Elliott）等学者指出，虽然“肯定性行动”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但自愿的“肯定性行动”与主动救助计划相结合，可以保障“肯定性行动”理想的实现Euel Elliott, Andrew Ewoh, “The Evolution of An Issue: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ffirmative Action”, Policy Studies Review, 2000：212.。菲利普?鲁比奥也批驳了“反对派”的观点。他指出，“肯定性行动”的反对者抛出“黑白劳工竞争”的说法作为依据，但实际上反对的根本原因是白人“肯定性行动”受到威胁。有利于白人的优待和配额制早已有之，而今这些却成为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有力”依据。同时，他还指出了“肯定性行动”在扶持黑人方面力有未逮：对黑人来说，“肯定性行动”仍旧只是一种有限的妥协性改革措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和法律因素的折中性融合。它的难题在于最终总是需要依靠联邦权力，而正是这个权力导致不公平和不平等。美国的重建仍旧没有完成Philip F. Rubio,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16192000,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1：165166, 193197.。赫伯特?希尔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肯定性行动”的反对者把种族问题归因于“美国黑人文化中的特殊弱点”，并以配额制和反向歧视攻击“肯定性行动”，这是对“肯定性行动”的有意歪曲Herbert Hill, “Affirmative Action and the Quest for Job Equality”, The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Vol.6，No.3, 1976：266.。
有学者不是从种族角度而是从人力资源角度赞同“肯定性行动”政策。芝加哥罗耀拉大学人力资源学与雇佣关系学教授K.斯科特（K.Scott）认为，由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劳动力构成中妇女、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比例将不断上升，美国的公司必须主动采取措施吸引妇女和少数族裔，以获得必要的商业人才；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明智地实施“肯定性行动”能够提升公司自身的竞争力；积极有效的“肯定性行动”必须避免只做表面文章和统计计划，严格审查以确保合格的少数族裔和妇女没有被排除在外，为所有的新老员工提供教育和发展的机会，及注意各层次雇员的文化交流等Dow Scott K., “Affirmative Action: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Realities”, Human Resource Planning, Volume 14, Issue 3, 1991：177.。
与卡尔?科恩一样否认“肯定性行动”成效并要求尽快结束该政策的学者也大有人在。格莱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在《肯定性歧视――种族不平等与公共政策》一书中他提出以下观点：第一，“肯定性行动”效果甚微。从就业情况看，1966―1970年黑人就业率迅速增加，而这恰好发生在禁止歧视的《1964年民权法案》实施之后、“肯定性行动”规则执行之前；从1940年至1980年的黑人、白人收入对比看，无论是在“肯定性行动”实施前还是实施后，黑人的境况一直都在进步。所以，“肯定性行动”政策的效果很有限，教育和黑人迁移才是长时段内黑人经济状况得以改善的决定性因素。六七十年代黑人的进步表明，传统的歧视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上正在迅速减退。第二，“肯定性行动”不合理、不合法。把统计方法从选举和入学扩展到工作领域是错误的，其最大差异在于每个人都有权投票，都被要求上学，但工作依赖于资格。从70年代开始，“肯定性行动”就意味着配额制、“目标和时间表”，“平等就业机会”被重新定义为“结果”，而不是“机会”。“肯定性行动”的数字要求模式已经超越了无歧视，超越了民权法和行政命令关于“色盲”的规定。第三，“肯定性行动”有害。“肯定性行动”为确保劳动力中少数族裔群体的比例代表性而抵制了真正的雇用选拔，强化了肤色意识，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仇恨和敌意。作者认为权利应归于个人而不是群体，公共政策的运作必须排除种族、肤色或民族来源的区分，而当前的政府行动正在把这个国家分割为拥有不同权利的种族和民族类别。“也许黑人的全部问题都能归因于过去就业中的歧视，但是那不意味着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当前的优待性就业计划加以解决。”格莱泽认为，目前应确定在哪里、在何时、为了谁和什么种类的“肯定性行动”是合法的，最终逐渐消除这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Nathan Glazer, 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 Ethnic In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莫雷诺也认为，70年代后带有种族比例制、种族优待和种族配额制趋势的新歧视性定义的形成，标志着公平就业时代的终结。由于企业为避免麻烦而主动采取种族比例制措施，结果是，比例性达到的同时，个体受害者却难以保障自己的权益。作者指出，就业中的种族歧视是“美国困境”的一部分，是美国人对个人权利和精英制度的信仰与歧视黑人的长期历史性冲突Paul D. Moreno, From Direct Action to Affirmative Action: Fair Employment Law and Policy in America, 19331972，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泰瑞?安德森认为，“肯定性行动”自身的成功注定了该计划的失败。由于实行优待、预留制、“目标和时间表”及配额制，“肯定性行动”已经走到了终点Terry H?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x.。
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肯定性行动”与美国移民政策之间的关联。范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休?格雷厄姆（Hugh Graham）在《碰撞过程――美国肯定性行动与移民政策的奇特汇聚》一书中把“肯定性行动”与美国的移民政策相结合加以考察，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改革和移民改革都基于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和平等的个人权利原则。但是从尼克松政府开始，非歧视性条款允许不平等的过程，追求结果平等。这使得“肯定性行动”受益者中有很大比例是外国出生的移民。这加剧了美国的就业压力，也是“肯定性行动”招致反对的又一根源Hugh D?Graham, Collision Course: The Strange Convergence of Affirmative Act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y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除了全面肯定和全盘否定“肯定性行动”的观点外，还有一种部分否定的观点。例如，美国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的生物伦理学家戴维?雷斯尼克（David Resnik）在《技术和工程领域的肯定性行动》一文中认为，“肯定性行动”可以使用种族、族群或性别作为决策时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该成为决定性因素。建立了种族、族群或性别配额制的“肯定性行动”在法律或道德上都不是合理的David B. Resnik, “Affirmative Ac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ience & Education, Vol.14,No?1,2005：75. 。
“肯定性行动”的争议正在变得日趋复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的研究员付明英（Mingying Fu）看到了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导致的“肯定性行动”辩论复杂化的倾向。他在《反对肯定性行动：利己主义、原则或种族主义？》一书中指出，种族是对“肯定性行动”持何种态度的核心因素。黑人和西班牙裔比白人更可能支持“肯定性行动”，亚裔的态度相对来说更接近于白人。日益增加的亚裔和西班牙裔人口已经使关于种族政策的辩论从黑白冲突转化为更加千变万化的辩论Mingying Fu, Opposing Affirmative Action: Self?interest,Principles, or Racism?，Ann Arbor, Mich.: UMI, 2006.。菲利普?扬认为，有人从补偿、多样性和对整个社会有益等方面支持“肯定性行动”，有人则从“反向歧视”、 无视个人价值、降低劳工或学生群体的质量等方面反对该计划，在是、否模式之外，还有人提出替代计划――以阶级或经济地位为基础的“肯定性行动”或是创造多样性计划、使用多样性方法的计划。但是，应该看到“肯定性行动”只是一个临时性措施，用于抵消过去和现在歧视的后果。一旦歧视不再是一个主要问题，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肯定性行动”将不再被需要Philip Q. Yang, Ethnic studies: Issues and Approaches, Alban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239245.。
从以上分析可见，“肯定性行动”的支持派和反对派各执一词。支持派主要强调“肯定性行动”对妇女和少数族裔就业的积极效果，反对派则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否认“肯定性行动”对妇女和少数族裔就业的促进作用；另一类承认政策对弱势群体就业的作用，但认为政策导致了太多的负面影响，侵害了其他群体或个人的利益。实际上，美国学界围绕“肯定性行动”之所以争议不断，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双方的论据有可取之处而且都是合法的。这本身使得‘肯定性行动’在美国进退两难”Terry H?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x.。这恰恰也反映了“肯定性行动”自身所蕴含的内在矛盾性。
总体来看，国外学界对于“肯定性行动”，特别是黑人就业领域的“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有以下特点和不足：
其一，研究范围相对集中。从笔者掌握的外文资料看，从20世纪60年代到世纪之交，国外对“肯定性行动”的研究呈现出一条变化轨迹：从着眼于争议到探讨未来―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从同情走向理性。但总的来说，聚焦于“肯定性行动”起源、变迁、是非争议及未来走向的国外研究成果相对更为丰富。许多学者从历史、法律、经济、平等观念等角度，分析阐述该政策的实质、合理性或不足，论证“肯定性行动”的命运，焦点问题是“种族优待”、“种族比例制”和“反向歧视”等。
其二，“肯定性行动”政策吸引了不同学科的关注。无论是作者的专业身份还是研究的角度都能反映出，国外对“肯定性行动”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并重的态势，而不局限于史学领域。很多学者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力资源学、行政管理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角度深入探讨“肯定性行动”，各取所需。相比较而言，以历史学视角审视“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显得相对单薄。
其三，微观研究的特点突出，从整体上系统阐释“肯定性行动”的专著不多。如同泰瑞?安德森所指出的，尽管21世纪以前有关“肯定性行动”的研究成果已十分丰富，但历史学家的研究仅集中于话题的某一个方面如贝克案，或者集中于一个时代如20世纪60年代Terry H. Anderson,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 History of Affirmative A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x.。
其四，大多从民权政策角度入手，而对于“肯定性行动”出台的经济根源、该政策在美国政府经济政策中的地位、黑人平等就业与经济政策演变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的史学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地方政府“肯定性行动”执行情况及其原因也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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