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伊文，英国牛津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美国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和外交学学士。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从事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已经出版了几部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著作，主要有：《幸福与GDP：主流发展模式之外》（三联书店，2019）、《天下为公：中国社会主义与漫长的21世纪》（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在世界边缘的沉思：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反省》（三联书店，2011）。

本书是尹伊文先生研究各国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一部新作。

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化的道路应该怎么走?是临摹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还是根据本国国情探索新的模式？

本书作者批判了前者，提倡后者。作者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多个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进行历史和实地的考察，讲述了埃及、叙利亚、纳米比亚、津巴布韦、东欧诸国、北欧诸国、委内瑞拉、古巴、越南、缅甸、新加坡、不丹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本书不仅讲述了转型的故事，同时也对自由、民主、市场这三个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理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审视，指出其局限性，甚至误导性，提出了补救性的方案。

这既是一本历史和理论著作，又具有游记的特点，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有很强的现场感、故事性，叙事娓娓道来，让读者身临其境，富有可读性。

——江宇，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

本书视野开阔、内容丰富、有问题意识，以作者自身的经历和思考为穿插，探索了当今多国不同发展道路的成败得失，对“民主、自由、市场”等重要概念作出梳理和审视，对我们认识他国国情，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

第二章  埃及：从“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

经济自由化中的社会失衡/社会失衡中的宗教复兴潮/巴以冲突牵动的阿拉伯心结/“阿拉伯之春”后的自由派/民主理论中的逻辑误区

“阿拉伯之春”转眼已是九年前的事情了。九年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很多地方九年不会发生什么明显变化。但是在阿拉伯世界，这九年来的变化却是非常巨大的。从表象的变化来看，有经济的升降、政权的更替、战火的燃熄……与这些表象变化相较，深层的一个变化是更加巨大、更具深远影响的，那就是思想理念的变化。

九年前“阿拉伯之春”的飓风在中东卷起，呼啸着挑战专制政权，呼唤着建立民主制度。“阿拉伯之春”的参与者们都强烈不满自己的国家多年来所走的不民主道路，他们希望国家重新选择道路，走向民主。

九年过去了，环顾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走上了民主的道路，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后民主表现最好的国家，至今仍能够举行西方认可的民主选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但是突尼斯连年来发生了很多中小规模的动乱，譬如2018年底多个城市爆发示威抗议，起因是12月下旬一名新闻工作者为抗议政府而自焚身亡。此次自焚是呼应2010年12月的小贩自焚，正是那次小贩自焚，引发了突尼斯的大规模示威抗议，成为“阿拉伯之春”的起点。“阿拉伯之春”后，突尼斯经济情况一直不佳，增长乏力，2012年以后，GDP的年增长率都低于2010年的，失业率都大大高于2010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当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道路的选择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埃及是“阿拉伯之春”中的一颗闪亮明星，2011年1月25日是埃及的春雷惊起之日。那天在开罗爆发了解放广场的宏大示威，自由主义的热血青年和无数抗议者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要求民主改革。解放广场的活动被媒体广泛报道，既有收视率极高的世界知名大媒体，也有正在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日日夜夜牵动着无数人的心……18天之后的2月11日，穆巴拉克宣布辞职；随后，老议会被解散了，老宪法被悬置了。政府的职责暂时由军方委员会看守行使，在民主大选之后再交予民选政府。民主改革为埃及开拓了一条崭新的道路：选举新的议会，选举新的总统，制定新的宪法。民主的前景使无数人热泪盈眶，埃及人欢欣雀跃，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备受鼓舞，“阿拉伯之春”的民主风暴席卷中东。

2011年我去过开罗，不是在革命高潮的一月、二月，而是在十月，是埃及已在民主道路上迈出第一步的时候，是在新的议会大选的前夕。那时解放广场上又连续几天爆发了激烈的示威活动，向当局提出了新的诉求。

我从横跨尼罗河的大桥进入解放广场，立刻看到了电视新闻中的熟悉场景，浅褐色的现代大型建筑，棕黄色的老旧楼宇……多数示威的人聚集在老旧楼宇附近，有人站在高处挥舞着埃及国旗喊口号，更多的人面露焦虑的神色在交谈、在凝思。很多人都戴着口罩，那是为了预防警察的催泪瓦斯。还有不少人搬运着大箱大箱的矿泉水和食品，大概是为“坚持斗争”而作的准备。我看到两位戴着伊斯兰头巾的女子，亲密地挽着男伴，我不知道他们是夫妻还是其他的什么关系，即使是夫妻也令我稍感惊异，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和男人能够表现得如此亲昵。

广场上的示威者主要是自由主义派，他们的诉求是要求临时执政的军方委员会立刻下台，把权力交给文官政府。对于这个诉求，我感到很费解，因为交权应是大选后的事情，现在即使搞出一个文官政府，也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在这个公开诉求背后有更为实际的目的。由于民调显示伊斯兰派的政党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自由派只能得到很少席位，而自由派是年初埃及“阿拉伯之春”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们付出鲜血推动了革命，但现在眼看革命果实要落入别人的口袋，他们想阻止大选。

大选结果不出所料，伊斯兰派的政党大获全胜，两个最大的伊斯兰派政党在议会里共得到约70%的席位，而在示威中积极奋战的自由派政党“继续革命”只得到约15%的席位。

如此的议会是民主选举的结果，而如此的议会又将对埃及未来的道路选择产生什么影响呢？埃及将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呢？现在九年已经过去，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九年来埃及走过的道路。非常明显，民主的春天并没有来临，“阿拉伯之冬”正笼罩着当年民主激情热烈沸腾的埃及。更令人感到寒意彻骨的是，不仅民主制度没有建立起来，连呼唤民主的声音现在都在许多人心中消失。

这种消失反映了埃及人九年来的思想变化。要理解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产生的道路选择影响，需要回溯“阿拉伯之春”以前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后九年的发展和变化。

引发“阿拉伯之春”有三个深层的原因：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失衡、社会失衡中的文化价值困惑、外交政策偏颇造成的心结。

经济自由化中的社会失衡

失业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一大原因。埃及的失业率很高，但它的经济增长并不缓慢，2000年至2005年期间GDP年增长率的平均值是4%，2006年至2008年期间更是连续三年达到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重创后的2009年，仍能保持5%的增长率。埃及的经济增长应归功于它自199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埃及曾经有相当大的非市场经济成分，譬如国有企业很多、不少商品价格受政府干预等等。1990年代初，由美国资助的智库“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成立了，牵头推动了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潜藏的社会问题。

引起最多社会问题的一项改革是国企私有化。其问题一是增加了失业，私有化后的国企为了利润最大化，大量裁员。二是造成了垄断，很多国企是被同行业中的私企收购的，这些私企因此扩大了自己在此行业中的市场份额，譬如一个水泥跨国公司在收购了水泥国企后，就垄断了埃及的水泥行业，其后它利用垄断地位肆无忌惮地提价，使民生遭殃。第三个问题是引发了大量的腐败，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穆巴拉克的特权圈子及其关系户乘机攫取国有资产，很多国企的价值被有意地低估，贱卖给这些特权者。结果造成优质的国企很快被特权者廉价买光，劣质的国企无人问津仍留在国家手中。于是，特权者的财富剧增，而国库却亏损了。这三个问题使广大民众愤慨，他们看到改革的果实被特权富人独吞，而改革的代价却要由穷人来付出。造成如此恶果的原因可以从当时的埃及国情中找到。一是当时埃及的政治体制是穆巴拉克的专制政府，这为不公正的交易提供了平台。二是当时流行的思想理念中有一股强大的私有化浪漫情结，这使许多新自由主义者迷信私有化万能，以为只要私有化了，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此不认真做全盘的筹划，没有提供相关的配套法制和政策，譬如反垄断法、帮助下岗者再就业等措施。

埃及的经济改革使一批寡头崛起，操纵了国家经济。譬如钢铁大王伊兹，他以前做钢材进口生意，1999年在私有化中获得了亚历山大国家钢铁公司，2007年他属下的钢铁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70%。又譬如沙维瑞斯家族的几个成员，分别在电信、建筑、酒店等行业中拥有超大公司，其中三人同时登上福布斯2007年“中东最富20人榜”。崛起的寡头中有两个是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和阿莱。贾迈勒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是智库ECES的创始人之一，还鼓动穆巴拉克任命了一批与ECES关系密切、有寡头背景的人作部长，形成了所谓的“贾迈勒内阁”。这个“内阁”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重组了埃及经济，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减税、去管制、撤销价格补贴的政策。

这些政策给上层富人带来了厚利，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滴漏效应理论，下层穷人也会得到利益，理由是富人多赚了钱就会多消费多投资，因而能增加就业，穷人可以通过“滴漏”从增大的蛋糕中分到一杯羹。但滴漏效应并没有在埃及出现。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大量的就业，埃及的失业状况严重，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徘徊在30%左右。这是因为富人投资的那些经济增长行业不是劳动密集行业，劳动密集行业利润低难以吸引投资。另外，企业家为了利润最大化，宁愿让员工加班，也不愿雇新手，尤其不愿雇用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在新自由主义的大环境中，私人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增加就业，他们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滴漏效应的出现，需要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催化剂。

埃及的高失业率和贫富悬殊造成了一个怪现象：经济增长，可贫困人口也增长。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05年，埃及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7%，尤其是在农村，竟然增加了21%。

当大量人口陷入贫困的时候，伊斯兰组织伸出了民生服务的援助之手，颇得人心；他们还提倡传统道德，抨击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腐败，更是吸引了选民。这为伊斯兰派政党的崛起和发展建立了可观的群众基础。

社会失衡中的宗教复兴潮

与伊斯兰组织的发展相呼应的，是埃及出现了宗教复兴的浪潮。自1990年代后开始，埃及的清真寺数量大增，据一位美国中东问题专家的调研，1986年平均每6000个埃及人才有一个清真寺，而2005年平均每700多人就有了一个清真寺。年轻人在宗教复兴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大批地涌到清真寺参加活动，年轻妇女不仅戴上了特殊的宗教头巾（hijab），还蒙上了面纱。而十多年前，埃及妇女戴这种头巾的人很少。2007年，穆巴拉克的文化部长曾批评妇女戴这种头巾是“倒退”行为，结果引起强烈抗议，最后他不得不辞职。我2011年在埃及街头看到戴头巾的年轻女子要比老年妇女更多。

造成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现实的失望，面对经济的不公、社会的失衡、道德的沉沦、消费主义的泛滥、工作生活的艰难，许多人感到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因而转向宗教去寻求解决的答案。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伊斯兰就是答案”。 穆兄会是1928年埃及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创立的伊斯兰运动组织，它的终极目标是要使伊斯兰教法成为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的指南。虽然它的一些成员曾卷入过暗杀等暴力行动，但它的大多数成员还是在体制内采用渐进的、非暴力的方法来追求终极目标。他们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是选举的方法，他们自己未必直接参选，他们的方法主要是支持某些候选人，在2005年的议会选举中，穆兄会支持的候选人获得了20%的席位。第二种方法是渗入和控制许多专业行会组织，譬如，工程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等。这些组织以前多数是自由主义派、民族主义派的天下，穆兄会通过长期默默的工作，尤其是许多办福利的措施（如提供会员医疗保险等），渐渐取得了控制权。第三种方法是在草根社区建立社会服务网络，譬如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在许多贫困的社区，这些本应由政府或市场提供的服务严重缺失，穆兄会的服务成了唯一的“答案”。在1992年开罗地震的时候，他们给灾民提供的援助比政府的更快更好。

穆兄会的成员都要交纳会费，数额大小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这为穆兄会的活动提供了可靠的经费来源。它的成员都很有组织性、纪律性，这在“阿拉伯之春”的示威活动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由于它的一些成员曾经卷入过恐怖暴力行动，也由于它的强大组织力量，穆巴拉克政府对它的活动屡加限制，而且对它的形象进行了恐怖化、妖魔化宣传。为了防止穆巴拉克利用穆兄会作借口来镇压示威，穆兄会在激情澎湃的解放广场抗议活动中极为冷静低调，它让成员们以个人身份去参与活动，不打出穆兄会的牌子，而且还进行了很好的组织分工，譬如派会员分批去游行，既能保持广场上的示威人数，又能避免自己的成员疲劳过度。负责人还让会员不要带《可兰经》而带埃及护照去游行，以便显示更大的包容性。

穆兄会的民生关注和组织能力使它在“阿拉伯之春”后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它领导的政党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