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修订译本）/社会学名著译丛》：
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涉及他的事件在很多时候无人留意，这是他传记中的技术性的、不活跃的部分。只有发生了严重个人事故或目击了谋杀，才会在这些死气沉沉的时段中造就某些瞬间，让他和别人在回顾他的过去时注意到。（“不在犯罪现场”其实是呈现出来的传记，通常根本不构成某人活跃的传记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名人而言，他们的传记长得足够写书，皇室成员这类人更是从一出生就注定有此命运，这些人将发现，他们一生中几乎没有什么时段获准可以死气沉沉，几乎没有哪部分不活跃。
在考虑名望时，同时考虑恶名或臭名将是有用而方便的。一旦有一群人听说过某人的坏话，但又没有亲自接触过他，恶名就会出现。恶名的显著功能是社会控制，其中必须提到两种不同的可能性：
首先是正式的社会控制。也就是雇用工作人员或专职人员来审视形形色色的公众，以留意记录在案和名声不佳的人是否出现，这些人受到怀疑，有的甚至被“通缉”逮捕。例如，在精神病院做研究期间，我曾认识一名患者，他是假释犯人，还有猥亵小姑娘的记录。只要他进入附近任何一家电影院，经理很可能会发现他，把他赶走。简言之，他声名狼藉，无法在附近看电影。众所周知的“阿飞”也面临同样问题，但他们人数多。经理管不过来。
这里还会涉及以个人鉴定作为职业的例子。比如，商店巡视员有时掌握了大量记录，与职业扒手的相貌和所谓“惯技”的身份挂钩有关。事实上，出具个人鉴定会用于特定的社会场合，比如，为了识别嫌疑犯，警方安排一列入让受害者辨认。狄更斯在描绘伦敦一所监狱里囚犯和探视者混合的社会情境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叫“坐等画像”：一名新囚犯被迫坐在椅子上，而看守则聚集过来盯着他看，把他的形象固定在心中，以便日后认出他。
检查臭名昭著者有没有出现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全体公众中，而非在特定的社会机构里行事，就好像警探虽然遍布整座城市但他们本身并不构成这个公众一样。这就引导我们去考虑以恶名为基础的第二种社会控制，但这次是涉及全体公众的非正式控制，而且名望好与名望坏的人这次差不多处在同样的位置上。
知道某人的人际圈（但不为他所知）可以包括全体公众，而不仅仅包括雇用来做鉴定的人。（事实上，“名望”和“恶名”这种术语意味着广大公民肯定拥有此人的某种形象。）毫无疑问，大众传媒在此起了核心作用，使一个“私下”之人可以转变成“公众”人物。
现在看来，某人的公众形象，即不直接认识他的人所能得到的形象，与他在和他直接认识的人面对面交往时所突出的形象，必然会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人有公众形象，它似乎是由一小部分关于他的真相组成的，这小部分真相被夸大，具有了戏剧性和新闻价值的外观，然后被当成他的完整肖像。结果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污名化。此人在日常生活中当着惯常交往者的面所呈现出来的形象，很有可能被其公众形象所带来的虚拟要求（无论好坏）矮化和损害。这似乎在两种情况下特别容易发生：如果此人不再参与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那么他肯定到处被当成风光不再之人对待；如果一次短暂和没有特色的意外事件让他声名狼藉，将他暴露出来让公众鉴定，却没有带给他任何好处作为补偿。
上述评论的含意是，较之服务生领班和八卦专栏作家嘴里的“无足轻重者”，名人与臭名昭著的人可能有更多的共同点，因为无论一群人想要表达对谁的爱或恨，都会对他的日常活动造成同样的干扰。（这种匿名缺乏与那种基于社会身份的匿名缺乏形成对比，后者的一个例子是某个身体畸形者感到别人老是盯着他看。）臭名昭著的绞刑行刑者和著名演员都发现，乔装打扮或在别人想不到的车站上车都是权宜之计；有些人甚至发现，自己用来躲避公众敌视的计谋，竟然就是以前用来躲避奉承的计谋。不管怎样，在名人和声名狼藉之人的传记和自传中，管理个人身份的信息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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