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美即未来美：<普及美学原理>研论集》：
在“美品学”“本来美”这些自创概念的言说背后，作者致力于突破美学研究的专业化瓶颈，通过广泛吸收中西美学资源来构建普及美学体系的雄心壮志已跃然纸上。
为了论证普及美学的其来有自，作者别具匠心地在中西美学的宏阔视野中审视普及美学的思想资源。在作者看来，无论是西方美学，还是中国的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都包孕着通往普及美学的密码，只不过在近年来美学逐渐专业化的发展趋向中，这些密码已然被人们抛诸脑后，因此，将这些美学密码从中西美学传统中重新打捞出来，并在普及美学的名义下再出发，便成了对美学未竟事业的接续。正是对美学未竟事业之接续，《普及美学原理》对中西古今美学资源的创造性解释，无异于对美学的一次“回心”旅行。具体而言，这种“回心”又包含了两方面的旨趣。
首先，普及美学是对美学理想的重温。众所周知，美学（Aesthetic）更准确的译名应该是感性学。虽然感性长期被视作理性的臣仆，但也因其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被纳入启蒙的事业。在继鲍姆加登启用美学的表述后，康德彻底扭转了美学在感性学意义上的低等地位。通过对审美判断力的论述，美学不仅被提升至丝毫不亚于理性的重要位置，还因共通感的设定俨然成为社会基石。如果说康德是资产阶级美学普及理想的创立者，那么，马克思则是将这一普及理想推及无产阶级的人。虽然并没有撰写出美学著作，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却为美学普及理想带来了全新视野，并对后来社会主义阵营的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正是康德与马克思在美学普及理想上的辩证交织，共同构筑了西方美学最隐秘的思想内核。对此，《普及美学原理》的作者显然是心领神会的，该书对西方美学的梳理不仅特意区分了（资产阶级的）西方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而且还花了大量篇幅对深受马克思主义普及理想影响的苏联、古巴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大众美学做了阐发。
尽管诞生于18世纪的欧洲，但美学普及理想的这种辩证关系却在20世纪的中国获得了波澜壮阔的开展，并分别产生了对应启蒙与革命的美学普及形态。作为向中国引介西方美学的先驱，王国维、蔡元培都特别重视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无论是王国维分别以美术和宗教来教化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的构想，还是蔡元培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提倡，乃至于后来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的大量工作，其实都暗中继承了西方美学以社会启蒙为目标的普及理想。然而，就在这一美学普及理想得以开展的同时，受马克思影响的另一种美学普及理想同样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并经由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事实上，无论是美学大讨论还是美学热，都恰恰是因为两种美学普及理想的交织转化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后革命时代的今天，如何协调启蒙与革命在美学普及理想中的张力关系，也理应受到提倡普及美学者的重视。
其次，普及美学也是对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重访。虽然追溯了普及美学的西方资源，但作者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认识到西方美学的普及理想已然走上自我迷失的歧途。在尼采之后，对生命、欲望、身体的肯定，看似进一步扩大了美学的范围，但代价却是美的高贵性的失落，而这也让作者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与西方现代美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并不追求欲望的膨胀，而是以顺应天道的方式对人的欲望进行节制与调和，从而达到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不仅体现于孔子的人生态度，也被庄子发挥至极。人的这种与天道相应和的真情、真性，也便是作者所标举的。在作者看来，对的寻求不仅赋予了中国传统美学独具特色的“美品”形态，也深深浸润着中国现代美学。无论是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还是宗白华对中国艺术心灵的礼赞，都可视作中国传统美学精神的现代承续。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表彰并非为了扬中抑西，而是旨在以中国传统美学重新激活西方美学的普及理想，对质朴哲学的阐发便体现出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作为对重建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质朴哲学其实是将“本然美”论述扩展至文明批判层面的产物。在作者看来，质朴哲学意味着去除现代文明的异化伪饰，在“本来美”的基础上恢复其为民众服务的质朴初衷，而这也被认为是普及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质朴哲学的意义上，作者在孔子与马克思之间建立了联系，书中这样写道：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就是赞叹原始氏族社会中民众的质朴，从而希冀通过‘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斗争，来达到在‘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中复归质朴而自由发展的学说。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