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普及美学的实践探索
普及美学的实践涉及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文艺活动等诸多领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充分凸显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邱伟杰提出的“快乐经济学”方案,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实践蹬出了一条新路。纵观人类发展历程,经济发展得益于人类欲望的释放。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在短短几百年间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超此前人类所创造的总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分析过程中,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文明是对欲望的压抑。因欲望为本能,故而压抑常常起源于欲望,而被压抑的欲望主要是性欲。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动力,是人自带的天然属性。同时,弗洛伊德进一步指出“本能刺激的另一个更好的术语是需要,需要的解除就是满足”①。文明的发展应该促使人得到幸福,生命的目的便在于追求幸福,进而使人的本能得以满足。他认为在人类出生伊始,本能就开始支配人的心理活动。文明诞生以前,人类个体是自由的存在,生存和死亡诸种行为的动力皆出于本能,人类的活动也具有随意性,也同时面临种属灭亡的危险。为了获得长久的幸福,文明便应运而生,这便需限制人自有的本能欲望。“我们所谓的文明本身应该为我们所遭受的大量痛苦而负责,而且如果我们把这种文明或者回到原始状态中去,我们就会幸福得多。”①文明社会的发展使人类在满足本能初衷的过程中发生了改变,成为限制本能满足的桎梏。这便是弗洛伊德基于本能压抑理论提出的观点。文明不仅对死本能进行压制,以保证整个社会的和谐,同时还对生理本能——如性本能——进行抑制。这种压抑是必要的,但是一味压抑就会导致人的焦躁、冷漠,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文明与本能实际上就是理性与欲望的关系,由此也能解释西方社会的文明发展进程。
同样,马克斯·韦伯认为,弗洛伊德压抑理论是建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享乐型的原始资本主义没有把利润投入再生产,而是用于消费,隔阻了资本再扩大生产的良性循环,也隔绝了对持续性发展产业的建构意愿和规划,这在表象上指向了“消费是消耗”的推断,而禁欲主义伦理便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基础。韦伯认为,获利的欲望,对赢利及最大限度的金钱追求,“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部具有这种欲望”⑦。欲望具有普世性,超越了时代与国家。资本主义对这种非理性欲望进行了利用,主要是通过新教伦理将这种获利的欲望道德化、合法化了。
可见,弗洛伊德是立足于精神分析的角度,从个体本能角度来分析人类文明发展,而韦伯则是以宗教社会学的视角来洞察人类发展。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韦伯,其观点提出的背景都正值资本主义处于上升时期,他们的观点从侧面反映出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面貌。当时,只有在更大程度上释放人的需求,才能在更大力度上促进社会发展。但是,他们的观点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局限,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与本能恒久冲突,并不存在一直没有压抑的社会。韦伯的宗教社会学观察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当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消费需求远远大于生产能力之时,仅凭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虽然两位大师的思想是我们理解文明的重要尺度,但也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改造发展。
此后,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过程中,促进本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还不断将触角伸向全球,无论在主观抑或客观上都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这正是人类不断释放自身欲望的结果。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释放欲望的前期是极为危险的,如若我们认知力不足,把控能力不够,极有可能带来犯罪甚至社会崩盘,乃至令人畏惧的战争等可怕后果。这主要是基于社会有限的生产能力尚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加之我们对欲望本身的认知不够。如若不加节制地释放欲望,也会忽视人自身的发展提升,以至于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社会沉溺于享受逐渐走向没落。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正是建立在对历史惨痛教训清醒认知的基础之上,这是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及后现代社会在欲望与限制之间面临的伦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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