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术寻找一个“单一原则”，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关于巴托此举的动机，研究者们有多种推测。本节将参考巴托自述，考察其中一些代表性观点。
　　巴托在该书序言开篇交待道：人们往往通过观察等经验方式来评判艺术，这导致批评规则太过多样化。这种过多规则堆积的状况，被他比喻为一间硕大无朋的仓库，足可令人想象其无序、混乱与无效。巴托认为，对于评判艺术而言，它不仅毫无助益，反倒碍手碍脚。无论是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艺术家，还是作为评判者的艺术爱好者，都同样为其所累。基于这种状况，巴托希望能够轻装减负，简化路径，将形形色色的规则简化到单一原则之下。他提出应当向“天才的科学家”学习，先收集数据，再发展出一个体系，将各种原则化约为一个一般原则。
　　根据作家的这番动机自述，我们暂且做出如下三条分析：
　　第一，纯经验方法的有效性被否定，理由是它阻碍了对艺术之本质的把握。于是这个“单一原则”不会是一个纯经验原则，不会仅仅以观察等经验方式为基础，至少不受经验之多样性的干扰。它应该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性原则，具有性质上的稳定性，应当能够揭示美的艺术的普遍的、恒定的、内在的本质。
　　第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重要的参照对象。不过，他尽管如此声称，但联系全书来看，巴托在书中并不曾先收集数据，再化约出一个体系性原则，而是一上来就亮明了“单一原则”的内容。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在书中几次出现时，主要是被用作一个对比项，为论述提供便利。巴托刻意强调科学与艺术的泾渭之别，主张自然科学思维不宜用于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以此肯定艺术思维的独特性。这个思路延续了曾在古今之争中被集中讨论的科学与艺术之别。所以，至少在《被划归到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一书里，巴托并没有真正地亮明自然科学方法在研究上何以具有相对的优越性。
　　第三，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都需要这个单一原则，因此它对于创作和欣赏而言应同等适用。这个原则应当具有最大的一般性和最普遍的适用性，能够应对杂多而繁复的艺术种类和现象。只有这样，它才能充当艺术评论的起点和最低准绳。
　　综上，巴托所寻求的这个“单一原则”应当具备非（超）经验性、普遍适用性、类科学（且非科学）性。
　　关于驱动巴托寻找单一原则的原因，科尔曼在《法国启蒙时期的美学思想》一书中提出三种设想：其一，相比于美学和艺术，巴托在数学和物理学上的兴趣更为浓厚。而在巴托所生活的时代，物理学通常始于一个原理；其二，巴托于1713年出生，两年后“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1715）驾崩，而其余威不灭。换言之，巴托生活在一个高度集权化、集中化的法国政治生态中；其三，巴托希望表明美的艺术是自主的，即拥有独特的基础和功能，也就是唯一的、共同的本质，其单一原则不同于科学或宗教，反之，如果众艺术无法归结为单一原则，而是有多个原则的话，那么它们很有可能是异质的，缺乏共同的本质作为统一的基础。
　　对照前文，科尔曼提出的第一种设想可充实我们的第二条分析。而科尔曼提出的第二种设想，乍看起来像是过度关联。然而，如若考虑到《被划归到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一书开篇的献词乃是题献给尚未主政的太子路易十五（1729-1765）的，则应该肯定，科尔曼的设想有一定依据。综合以上两种设想可以推知，巴托对“单一原则”的找寻，不单有意识地着眼于艺术本身的问题，也深深浸染着时代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政治环境。
　　不过，说到时代精神，恐怕没有哪种思想比笛卡尔哲学更深刻地塑造着17、18世纪的法国人。《被划归到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中假设过一位哲学型的艺术家（philosophical artist），他拥有敏感善思的心灵，是艺术规则的立法者，其立法的路径是长时间的观察继而做出总结。③这位哲学型的艺术家不一定指笛卡尔，倒更像一位带有经验主义倾向的自然科学家；但他对知识之基础的寻求，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笛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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