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木才，1965年生。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曾任中宣部政研所研究员、副所长，《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赣鄱英才555工程”高端柔性人才等。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政治伦理等研究。

2014年2月24日，为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讲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专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编有《中国政治文明研究丛书》《政治伦理学前沿丛书》，出版著作近10部。

著有《中国特色政治伦理》《铸就人民信仰》《政治文明的正当性》《兴国之魂》等，先后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出版政府奖正式奖、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入选2014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等。

政治伦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对人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规范和价值关怀的意义，对提升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围绕政治伦理的基本问题——政治与“优良的生活”或“善的生活”的关系，以及现代政治的五个重大问题，深入揭示现代政治伦理呈现出的发展潮流，旨在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提供新的理论探索和智慧支持。

即使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极为繁荣的欧美学界，有关政治伦理的研究也并不多见，我国学界的相关研究就更为稀少了。综合而论，戴教授大概是时下最有政治伦理研究资质的学者之一了。这部规模相当可观的政治伦理专著，正是他这些年来躬身耕耘、播种培植所得来的理论硕果。
——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万俊人作序推荐

全球性问题呼唤联合政治

不仅一些老问题，诸如社会不公、人权问题、种族歧视、宗教偏执、歧视妇女，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鸿沟、贫富差距等，引起人类政治的共同关注，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人类也密切关注一些新问题，诸如人口剧增、核武器、对自然环境持续不断地掠夺和破坏，对空气、土地、水的污染，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人变成机器的奴隶、庞大而冷漠的官僚体系、恐怖主义等等。

由于这些变化和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从范围上讲是全球性的，又具有普遍性，因此，没有哪个国家，也没有哪种类型的政治，能够逃脱其影响。国际上的很多问题，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采取行动，已无力解决，必须依赖各国的协调一致。当问题的范围和程度达到了国际水平，就需要有相应的国际政策及国际机构。不依靠超国际机构，世界就不可能解决这些共同面临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弊病和危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同时，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有的涉及部分国家和区域，有的则涉及全球所有国家。显然，解决这些问题，并非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的。例如：

生态环境恶化。近几十年来，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面临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耗损与破坏、酸雨蔓延、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森林锐减、土壤资源退化、大气污染、水资源状况恶化、海洋污染和危险性废物越境转移等十大全球环境问题，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靠近。生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被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可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保护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9?11”恐怖袭击事件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既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矛盾不断累积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等交互作用所生成的毒瘤。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没有国际的密切合作，不可能赢得反恐的胜利。

全球毒品泛滥。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动向，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

贫富差距悬殊。就全球而言，北富南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悬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同时，贫富差距悬殊，也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诱发社会不安定的潜在的社会问题，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据有关国际组织统计（2014年），全球最富有的85位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与最贫穷的35亿人口的财富总额相当。在104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2亿人口的日平均收入不超过1.25美元。如果按照多维贫困指数（MPI）来衡量，估计在91个发展中国家有15亿多维贫困人口。多维贫困指数在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被首次提出，用于衡量人类发展指数的三个维度（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遭受的剥夺程度，按照该指标来衡量，全球有22亿人口生活在多维贫困或准贫困（共10种剥夺）之下。一些国家的社会动荡和“攻击性”行为不断出现，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

民族分裂主义，或称民族分离主义。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裂主义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

移民席卷全球。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的流动，人们也以创纪录的数量跨越国界，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此外，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导致种族冲突、劳动力市场压力、对移民的限制等，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

维护国际安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然而，国家安全局势和世界和平依然存在威胁。核武器、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严重不安，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要全球范围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需要进一步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地区安全机制、国家政治联合机制，加大维护世界秩序与和平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这些问题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内政干涉主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技术打破了空间限制和国界壁垒，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所独有的至高无上的内政、外交权力，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传统主权观念是否过时？是否还应该承认国家主权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国际法是否应该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必须通过国际的协商、谈论和合作，制定国际的相关规则，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政治体制改革。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并进行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进行着形式多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体制。在体制改革过程中，许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看似一国内部之事、内政之事，然而，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信息日益交融的背景下，实乃地区间、国际间之事，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而且一国的动荡冲突，不仅事涉一国的稳定与发展，也事涉地区间、国际间的稳定与发展。

人道主义干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人权问题已从国内法的一个领域，越来越大量地进入国际法的领域。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一方面，国际社会的确存在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借口”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种种行为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具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一方面，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在全球化时代，人权观念如何结合本国实际，有效地与国际人权文书相协调，必须通过国际的联合政治才能解决。

面对人类许多共同的全球性问题，现代国际政治必须为没有先例的问题设计没有先例的制度，在新的层面和新的水准上对国际政治做出相应的调整。个人和国家都可能同时成为几个共同体的成员，从地方性的到全球性的，必须随着地理意义上的问题而决策。

全球化政治为本土化政治走向国际化联合政治提供了可能。戴维?赫尔德等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深刻指出：

全球化可以被定位在一个具有本土、国家以及区域特征的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上。

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

全球化使得整个世界的时空维度、组织维度、逻辑维度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为政治的影响力范围、决策变量、模式和手段给予了崭新定位，提出了新的诉求。

如果政治要在全球化背景下发挥作用，就必须正视这一转变和诉求，以全球化规则体系和政策环境作为背景，对本土化政治进行全面反思，找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及其因果联系，提出假设；根据假设寻找由本土化政治转向全球化政治的途径和机制。

……

一　现代政治伦理的兴起 1

现代政治伦理的复兴 1

政治伦理的两种致思取向 3

政治伦理的三个层面 5

政治与伦理“对立论” 6

政治伦理的工具论模式 10

政治伦理的价值论模式 13

价值正当性和工具正当性 16

价值、制度和集体 18

二　政治伦理三要素 21

政治价值理念 21

政治价值理念具有优先性 24

政治制度伦理 28

政治制度的关键是落实 31

政治组织伦理 34

国家和政府是政治的“舞台” 36

三　政治伦理的主体承担 43

政治主体与政治主体伦理 43

政治形而上学与政治进步 47

人类具有自决能力 49

基本价值观具有普遍性 52

政治之网与民众力量 55

公民美德 58

政治主体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标尺 62

四　政治伦理的现代意蕴 64

政治文明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64

西方公民文明和文化的兴起 70

制度伦理是政治伦理的关键 73

更加重视人类整体素质的意义 75

现代政治的五大基本问题 77

五　从共同体到人民社会 80

共同体及其特征 81

西方公民意识的萌芽 87

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89

马克思对“公民社会”的分析批判 92

社会的原子化趋势  100

公民身份的“平等化” 105

人民政治的基本问题  108

人民政治的首要价值：“优良的生活” 110

六　从等级政治到平等政治 117

保障公民平等的基本权利 117

宪法政治的首要价值 119

公民权利学说 120

公民权利入宪 122

公民权利、宪法与政府 125

国家公民一律平等 128

古雅典的直接民主 129

古罗马的间接民主 131

“主权在民”理念的形成 133

“主权在民”的理论及其实践 138

国家权力的唯一正当性基础 141

七　从人治政治到法治政治 145

“法治”概念的源流 145

现代“法治”的实质 150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政治模式 153

国家政治的“法治化” 156

现代“法治”是一套政治价值体系 161

现代“法治”是一套政治原则体系 166

现代“法治”是一套政治制度体系 171

现代“法治”是全体公民的事业 176

八　从全能政治到限权政治 180

政治权力必须被限制 180

宪法是社会契约的确权 184

宪法政治的本质在于限权 187

宪法至上是现代政治的正当性来源 191

国家职能从全能走向权限 196

九　从集权政治到分权政治 200

人民社会是现代分权制的基础 201

代议制民主何以成为必然 203

对权力的监督与限制 208

代议制是“人民主权”的制度性表达 212

分权与制衡相辅相成 213

分权与制衡原理的源流 215

分权与制衡的辩证法 219

分权与制衡理论的贡献 221

分权与制衡理论的实践 223

分权与制衡的多种制度化形式 227

十　从强权政治到联合政治 231

理想政治的人类性 231

马克思的人类主义 235

政治是人性的舞场 237

竞争与合作是最重要的政治智慧 239

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 243

全球性问题呼唤联合政治 246

全球化“联合政治”的现实 253

主要参考资料 256

后　记 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