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卖点
1.大咖作者口碑之作，畅销海外十余年。保罗·约翰逊是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00年“百大人物”，代表作《知识分子》《摩登时代》。本书是约翰逊的经典作品，曾得到《出版人周刊》《科克斯书评》《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联合推荐，畅销海外十余年，海外读者好评如潮。
2.短小精悍，精彩纷呈，讲述苏格拉底传奇的一生。他生长于雅典、深爱着雅典，他向民众教导知识，还曾为雅典而战，却被雅典人审判、定罪，最终被处死……本书以精炼的笔法，描绘苏格拉底生命的轨迹，概述苏格拉底是谁以及他的个性、生活、主要思想，展现“哲学化身”苏格拉底波澜壮阔的一生。
3.跳出柏拉图的叙事围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究竟是真实的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的傀儡？他所表现的，到底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还是柏拉图的思想？保罗·约翰逊明辨二者差异，去伪存真，挖掘真实鲜活的苏格拉底。
4.描绘广阔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雅典的纷争与衰落。在描述苏格拉底的同时，全方位描绘与苏格拉底交往的人们以及雅典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雅典这座苏格拉底挚爱之城的纷争与衰落。
5.叙事简洁清晰，可读性强，适于大众读者阅读。本书沿袭保罗·约翰逊一贯的稳健笔法，以一种大众容易理解的方式记叙苏格拉底的生命历程、探讨苏格拉底的主要思想，文本简洁精炼，叙事引人入胜。
6.开放式讨论引人深思，呈现每个人心中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为何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他为何会被指控“有罪”？又为何接受了雅典对他的不公正审判？针对种种传统疑问，本书保持开放式讨论的风格，以富于启发性的阐释与分析，鼓励读者深入思考，帮助读者读出自己心中独一无二的苏格拉底。
7.专业译者精心翻译，译作精准切当、行文流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郝苑精心翻译，保留原著行文风格，译文精准流畅，让读者领略世界知名历史作家的精妙笔法，带读者走进苏格拉底的哲学世界。
编辑推荐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究竟是真实的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的傀儡？雅典为什么对哲学犯下了第一次罪行？苏格拉底又是如何与我们产生跨越时空的共鸣的？
这是一部短小精悍又精彩纷呈的苏格拉底传记，它继承了作者保罗·约翰逊一贯的冷静稳健、简洁精炼的写作风格，以流畅明快的笔调将苏格拉底一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苏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后人多是通过柏拉图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的描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家，尤以柏拉图的叙述为主。然而，正如保罗·约翰逊在本书的开篇犀利地指出的那样，随着柏拉图自身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逐渐成为一个玩偶，而柏拉图则是操纵他的口技表演者。如此一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表达的不再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而是柏拉图的哲学。
基于这样的反思，保罗·约翰逊在辩证地利用柏拉图与色诺芬的资料的基础上，转向了它们之外的其他资料，通过爬梳大量关于苏格拉底的零星记载，深入细致地还原和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更为真实的苏格拉底，并阐述他的种种言行与思想如何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时至今日仍然影响和引导着我们。与此同时，作者还对雅典这座城市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进行了生动的描摹，呈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雅典生活广阔图景。对于雅典这座苏格拉底所深爱的城市的描绘，也让我们更深入地沉浸在苏格拉底的世界中。
保罗·约翰逊在写作这部传记时，还审慎地运用了开放式讨论的风格。虽然他利用大量的文献资料，考证和描摹了一个更贴近历史真实的苏格拉底形象，但是对于有关苏格拉底的传统疑问，他仍并未轻易给出定论，而是做出了富于启发性的阐释与分析，帮助读者进行深入思考并形成独立的见解，不仅描摹了一个我们这一代人的苏格拉底，还描绘出每个人心目中独一无二的苏格拉底。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格拉底》第五章《苏格拉底与同态报复》，标题为编者自拟。本文阐述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以及苏格拉底对“以牙还牙”的同态报复的坚决反对。
苏格拉底：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错误的，就永远也不要去做这件事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智术师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就“什么是公正？”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展开了争辩。色拉叙马霍斯的回答是：“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他说，在每个社会中，界定公正或不公正的规则是由统治的精英，即社会中最强大的那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确定的。苏格拉底并不接受这一点，但他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第一卷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结束。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但我们在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了解到的是，苏格拉底认为，每个问题都应当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有道德的人不难区分公正与不公正。他反复用或许是最坚定的语言表明，公正地行动优先于所有其他的考虑要素。苏格拉底说，最好是忍受任何事情，甚至是忍受死亡，而不是做出不公正的行为。他在《申辩篇》中说道：“倘若一个人拥有任何价值，除了公正的行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重视其他任何考虑要素—甚至不会重视生命本身。当他行动时，重要的仅仅是，他的行动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这是好人的行为还是坏人的行为。”苏格拉底对公正行为的最高权威的强调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苏格拉底两代之后的伊索克拉底在《泛雅典娜节献词》（Panathenaicus）中的如下坚定陈述就表明了这一点：“违背正义而赢得的胜利比在道德上公正的失败更受人鄙视。”
显而易见，苏格拉底关切的并不是抽象的正义。他关切的始终是实践行为。正如色拉叙马霍斯所暗示的，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持有的一个常见观点是，公正通常是一种私利的形式。当被问及“公正是什么？”的时候，一个希腊人会回答说：“一个人对他的朋友做好事，对他的敌人做坏事。”苏格拉底不会持有这样的解答。“一个公正的人既对他的朋友做好事，但肯定也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做好事，并由此设法将敌人转化为朋友。”这个观点以多种版本出现，这个主题始终是让恶回归善。这就接近于基督那个“转过另一边脸颊”的建议。苏格拉底在《克力同篇》中清楚地说道：“作恶、以恶报恶，或者当我们遭遇邪恶时通过反过来作恶而保护我们自身，这些永远都不是正确的做法。”恰恰是这个清晰的观点，标志着苏格拉底在这个地方背弃了任何伪装中与任何处境下的道德相对主义，并且坚定地选择了道德绝对主义。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错误的，就永远也不要去做这件事。
这种行事准则导致苏格拉底跨越了另一个历史上重要的道德分水岭，并完全否定了由个人和城邦尊奉的最根深蒂固的希腊行为准则之一——同态报复法。当然，同态报复并非希腊所独有。对于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源自野蛮部落制的社会来说，这都是常见的，而同态报复也谨慎地摸索出了诸多变得文明的模式。在希伯来的《出埃及记》，紧跟第20章的内容是，上帝对摩西与以色列人给出了十诫—它们似乎在许多社会（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社会）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随后的那一章则针对打斗中伤害孕妇的情况，以严厉的方式制定了同态报复法（《出埃及记》21：23—25）：“若有别的伤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我们不知道《出埃及记》这本书是何时编撰的，但有一个理论认为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这就让这本书的编撰者成为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同时代人，而赫西俄德是仅次于荷马的道德导师。赫西俄德比《出埃及记》走得更远：“倘若一个敌人开始说或做对你有伤害的某件事，你肯定必须要对他双倍奉还。”这比希伯来的圣贤拥有更强的报复心理，后者仅仅要求以一只眼来还一只眼，而不是以两只眼来还一只眼：这种做法将会是错误的。
苏格拉底坚决反对同态报复的整个理论与实践。在《克力同篇》中，他规定了他的这个命令的五个原则。我们永远不应当做不公正的事。因此我们永远不应当以不公正的方式进行回报。我们永远不应当对任何人做坏事。因此我们永远不应当以恶报恶。对一个人作恶，无异于以不公正的方式行动。苏格拉底完全意识到就其重要的本质而言，他拒斥了希腊传统的道德与公正。因为在他宣布他的五个原则之后，他立即补充说：“几乎没有人相信或将会相信这些原则。在确实相信的人与并不相信的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的基础。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在鄙视另一方。”
苏格拉底的这个立场是在同态报复问题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具有鲜明而又直接的重要性时被人们接受的。公元前431年，欧里庇得斯为他的《美狄亚》（Medea）做好了准备。苏格拉底几乎肯定在观众之中。这部令人惊骇的戏剧是一个以正义之名实施复仇的故事。美狄亚的所作所为与她所遭受的痛苦是完全不相称的，欧里庇得斯要证明的一个论点或许恰恰是，倘若同态报复（或复仇）被接受为公正的原则，那么相当难以在实践中确保报复可以与冒犯相对应。美狄亚说过，她所实施的是“在神的帮助下的公正回报”，但她事后承认，她“敢于去做最不虔诚的事情”。“不虔诚”这个词是重要的，因为它表达的暗示是，“公正的报复”这整个概念或许是不虔诚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至少在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戏剧中对他做出了帮助——“修补了这部戏剧”。或许是苏格拉底说服了这位诗人在《美狄亚》中插入这行文字。
接下来在四年之后，这整个问题以最惊人的方式在战争与政治的现实世界中发生。雅典人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置米蒂利尼，它是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这个城市背叛了雅典人。它在当时已经为雅典的军队所占据。惩罚问题被交付雅典的公民大会讨论。这些城市在激烈的战争中往往是毫不留情的。斯巴达人与雅典人或许会残酷地实施在他们看来是公正的惩罚。在西斯提亚、米洛斯、斯基奥涅与托罗尼这四个例证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或许会被我们称为种族灭绝。但这些大屠杀是由军队的指挥官根据他们自身的权威而执行的。公元前427年，雅典的民主公民大会经过充分的辩论之后接受了这个决定。由于蛊惑民心的政客克里昂的华丽言辞，公民大会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它命令指挥官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米蒂利尼的所有成年男性，并将那里所有的女人和小孩都卖为奴隶。
这种经过民主辩论的斩草除根或种族灭绝的动议，在希腊的历史或就我所知的任何历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显然让大多数人感到称心满意。但它必定让包括苏格拉底（我假定他当时也在场）在内的少数人感到震惊。我愿意认为—事实上，我很肯定—他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影响。在投票之后，克里昂马上就派遣了一艘船去米蒂利尼，将公民大会的决定带给指挥的将军，并指示他在公民大会可能进行重新考虑之前就执行这个决定。而公民大会确实进行了重新的考虑。温和派在经过一个晚上焦虑不安的讨论（我假定苏格拉底参与了这次讨论）之后，他们的领袖狄奥多图斯（Diodotus）第二天呼吁公民大会撤销他们的决定。他的论据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他说，恰恰是米蒂利尼的寡头政府，而不是平民下达了这次叛乱的命令。绝大多数民众都站在雅典这一边，并迫使这座城市向如今占据该城市的雅典军队投降。在惩罚寡头执政者的同时去惩罚民众，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有罪的是寡头执政者，而平民是无辜的，他们实际上站在雅典这一边。这种不公正会被雅典所有的同盟者与殖民地注意到。狄奥多图斯说：“我认为，对于帝国来说，宁可让我们自己承受不公正的对待，也不要去消灭那些我们不应当去消灭的人，不管这么做有多么正当。”最后这句话揭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人们从这种权宜之计的一般性论证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这让我相信，狄奥多图斯容许自己至少部分地接受这位哲学家的指引。他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以至于拒绝将同态报复作为公正的原则：狄奥多图斯还是想要赢得投票的。他做到了这一点。决议被撤销了，他们立即派遣了一艘快速的三层划桨战船去米蒂利尼撤销对将军的指令。幸运的是，这艘战船及时抵达，雅典与雅典民众的声誉得到了保全。
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是这样一段经历，苏格拉底的观点在这时被直接应用于公众的活动之中，而不是缓慢地经过数代人之后才成为全体的共识。我们拥有坚定的理由来相信，苏格拉底的私人干预为确保这个结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神的声音或许阻止了他成为政治家，但这并没有禁止他设法以真正的正义之名来影响政治决议，而这种真正的正义对立于作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社会标准规范的虚假正义。
苏格拉底对同态报复的拒斥是他的哲学生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同样是哲学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对此的最佳讨论是格雷戈里·弗拉斯托的《苏格拉底》的第7章（我强烈建议读者倘若有时间，就去细读这部论著）。苏格拉底所论证的立场特别强硬。它是最严格的道德绝对主义。他所说的实际上是：倘若你对其他的某个人做了某件坏事，更不用说对许多人做了某件坏事，那么不仅这件事本身如此糟糕，而且对你来说也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实现的任何好处都不可能补偿这种恶。这件坏事或许赢得了一场胜利乃至赢得了一场战争；或许为你带来了你所珍视的一切，为你带来了快乐、舒适、安全与长寿；或许激起了你的爱人、你的家人与朋友的赞誉；或许就像你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他们的自我保存与你自己的自我保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倘若这是错误的，那么你就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即便它会帮助你赢得整个世界，你也不可以去这么做。倘若你只有通过对其他人作恶才可以保持自己的生命，那么你的生活本身就会是不值得过的。
这是一个艰难的学说，毫不奇怪，在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的人们通常会发现难以遵循这个学说，即便在原则上接受这个学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某些证据表明，柏拉图发现它是艰难的，而大量引文表明，亚里士多德也不太相信它。他觉得复仇是人性中始终存在的冲动，就像导致复仇的愤怒一样根深蒂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将愤怒定义为“强加报复性痛苦的愿望”。对我作恶，无论如何这都没有给予我权利来对那个作恶者施加相同的恶行，但这个绝对基本的道德真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有点难以接受。事实上，苏格拉底是仅有的一个把握并完全接受以下这个道德准则的希腊人：同态报复、复仇或无论我们选择如何称呼它，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永远都不可以接受它或为它辩护。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明确表述这个公理，并在对抗整个世界的情况下（contra mundum）坚持这个公理的人。
第一章 充满活力的人与口技表演者的玩偶 1
第二章 拥有追求幸福天赋的丑角 11
第三章 苏格拉底与雅典乐观主义的巅峰 29
第四章 哲学天才苏格拉底 57
第五章 苏格拉底与公正 80
第六章 雅典的腐化与苏格拉底之死 104
第七章 苏格拉底与哲学的化身 138
延伸读物 145
索引 147
译后记 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