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通志·魏晋南北朝卷·纪事篇》：
九品官人法主要是对官吏的候补人选进行品评。在对乡党人士考察过程中，重要一环即宗族乡党舆论。如《通典·选举二》载：“陈寿居丧，使女奴丸药，积年沈废；郄诜笃孝，以假葬违常，降品一等。其为惩劝也如是。”就因为陈寿使女奴丸药，被评议为不孝，所以屡遭打击，可见当时对于乡里品评的重视。
其次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主要是根据地方官员的举荐，其具体操作记载可见《通典》卷十四《选举二》：“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兵兴，衣冠士族多离本土，欲征源流，虑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制大小中正，各取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而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讨其根本，陈寿《魏志》言之太略，故详辨之也。”
据杜佑所详释，司徒在朝廷选拔一批士族出身的官员，让他们担任原籍州郡的大中正或中正官，负责考察本州郡士人。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大中正推荐选举产生本州郡的小中正，并经司徒任命，后来改由朝廷重臣司徒选拔，甚至司徒或吏部尚书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通典》卷一四《选举典》：“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其武官之选，俾护军主之。”
中正官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品评本州郡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品评标准有三：家世、行状、定品。所谓家世，就是指家庭出身，即父辈或祖辈的官籍门阀，称作“簿世”或“簿阀”。行状即个人品行、能力、才华、相貌的总称，指中正对士人德才的评语。定品即确定品级，指依据行状、家世来确定品级，晋以后则完全以家世来确定品级。依据这三个标准分为三类九等，三类即上品、中品、下品，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一品为圣人之品，无人能及，故实为虚设，二、三品为上品；四、五、六为中品，七至九品为下品，实际没有机会入仕；故能够起家人仕的，实际只有上品与中品的五个品级。定品时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即士子德才评语，像“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或“德优能少”，都是中正对士人的评语，家世只作为参考。中正将评议结果上交给司徒府，经过复核后送往吏部，这就是选拔官员的依据。中正评议人物三年调整一次，中正有权升降定品者，同时政府也会对违法中正予以追责。《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即记载了魏初正始前王嘉、时苗任郡中正的事迹：“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护羌校尉王琰，前数为郡守，不名为清白。而琰子嘉仕历诸县，亦复为通人。嘉时还为散骑郎，冯翊郡移嘉为中正。”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王嘉在地方任职，且兼任散骑郎，这就使他具备了中正官的资格，从而被各郡长官推选。
曹操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曾多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法令。曹丕采纳九品官人法的建议，首先是因为九品官人法本身确有其可取之处，因为它坚持的是品状并重，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拔人才的作用，具有“唯才是举”的精神。其次是照顾了世家大族的利益，曹魏政权得到了士族的大力支持。但由于后期品评过程中更重视出身，故九品官人法的后期实施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有才有德者如果出身寒门，也只能定在下品。而出身豪门者则能轻易位列上品。自设立这一选官制度以来到两晋时期，九品官人法最终成为门阀士族的专用选拔工具。由于这一官人选拔法在后期的发展中更加偏重门第，甚至显现出完全以家世为准的弊端，自西晋以后倍受批评。太尉刘毅上疏论曰：“今陛下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公无考校之资，私无告奸之忌，因心百态，营求万端，廉让之风灭，争讼之俗成，窃为天朝耻之。”（《两晋秘史》第十一回《刘毅论上中正九品》）刘毅陈述中正之设，损政有八，故宜罢除中正，摒弃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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