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论儒释道》：
四、对庄子“齐物论”的“现代解读”
关于齐物——破除机心成见——的方法，庄子本人在《齐物论》中谈论较多，后世学者亦多有发挥，除了以道家立场诠释外，亦不乏学者以佛学理论注释之，如近人章太炎即作此理解。方东美凭借其深厚的西学素养，对“齐物”做了更为别样的解读。
（一）对语言的分析
正如庄子“齐物”从“大知闲闲，小知间间”之语言维度批判一样，方东美亦同样在语言的层面上展开“齐物”的探索：“我们不仅仅要能够运用灵活的思想，而且还要灵活地运用适当的语言，来表现我们灵活的思想。而不能只以为语言指示实在。庄子认为这种‘图像语言理论是一种偏见’。”方东美指出，庄子对言说的批判，实际上批判的是一种“图像语言”，即以语言代替实在，殊不知，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为了更好地破除“图像语言理论”之偏执，方东美对庄子“齐物论”中涉及语言与实在的部分进行了扼要的分析。方东美认为：（1）庄子反对“简单心灵图像语言”，人们对某物虽然有言，但“言”未必就是实在，庄子所谓“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2）庄子反对素朴的实在论，名（语言）不一定代表实在，掌握了“名”未必掌握了实在，此应由庄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及“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流露出来；（3）庄子反对“言必尽意”的看法。语言不与实在必然对应，语言不能代表实在，甚至也不能把握（说出）“实在”，正所谓“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也”。方东美通过逐步分析，最后得出“言辩而不即”的结论。
方东美并没有停留在对庄子语言观的分析上，而是在现代哲学的立场上，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将问题进行了深层的推进，从而深刻地彰显庄子的“齐物”之说。
方东美认为，就人类哲学史而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无非有三：一则以定义、概念来厘定万物；二则以因果关系来厘定万物；三则以“实体”来推证万物。然而这三种认识方式皆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偏执。
以“下定义”的方式来认识万物固然有其效用，但若深究下去，则并不究竟。且不言对同一物，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甚至无穷的定义。方东美以数学基数“一”为例，一既可看作零点五之二倍，亦可看作二的一半，乃至无穷，那么究竟以哪个概念为准呢？此其一。其二，采用定义、概念法，则势必将概念推至无穷。譬如，当定义一种事物时，势必用其他的概念来表达，而其他的概念则来自于更远的概念，如此追寻下去，无有终极，甚至陷入循环论的窠臼。方东美以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物理世界本质》中的例子进行反驳，可谓入木三分：“比如说，要问什么是物质？就答说是质量。那么什么是质量呢？又答说是质波。那么质波又是从什么地方而来，则又答是因为物质的本性是质量。”以定义、概念认识事物的谬误由此可见一斑。
以因果关系论证事物，在逻辑上亦势必陷入“死地”。因为在任何一个演绎系统里面，都必须要从前提（原因）入手。按照无限追溯的方式，作为第一因的“原因”是无根基的，最终则可能或回到独断论的“设准”或回到循环论证之“死地”。当然，对于第一因的“设准”固有其意义，如罗素就是依靠设准来保证知识的有效性。但从终极角度而言，则未免不究竟。方东美对于因果关系最终陷入循环论的分析，论述更是精彩。他借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例子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洛克看到某墓碑上刻有“地”字，就问“地”安排在什么地方？答案是“地”安排在墓碑上。于是又问墓碑安排在什么地方，答案是安排在一只乌龟背上。又问乌龟安排在何处？乌龟安排在岩石上。岩石安排在哪里？安排在地上。“地”又安排在哪里？答案“地”（这里是作为概念指称的“地”）是安排在墓碑上。此段辩答，若从逻辑推理的方式，无疑存在偷换概念的嫌疑，即以概念之“地”换取了“实体之地”。然而若从因果关系的“无穷后退”的角度进行考察，则“因果关系”陷入了循环论证的死地。
以“实体”厘定万物，亦面临“不可知”的境地。无论采取概念（定义）法，还是采取因果法，最终都面临终极因（第一因）的问题，这个终极因就是无因之因，按洛克的说法就是“实体”。然而，什么是实体呢？“洛克说：‘从哲学与宗教上面看，假如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实体就是我们的未知之物。’”既然实体是未知之物，又如何能将其作为第一因呢？
通过上述抽丝剥茧式的层层论证，方东美以现代哲学的视野强化了庄子论证“齐物”的逻辑力量，且把人们带入庄子自身的语境并进而追问这样的问题：既然语言、概念、思辨乃至实体皆不能达到对象，在语言层面上导致不可说、不能说，甚至不可思议，那么人们对万物应采取何种态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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