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著作集（增订版）：历史中的哲学》：
　　是非之辩主要从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层面，展示了“真”的内在意蕴和力量。与之相联系的，是政治领域的“真”。如前所述，“真”本身既与假相对而指向认识的正确性，又作为妄的否定而涉及真实的存在，这两重含义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其独特的表现形态。
　　从先秦开始，中国人便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勾画了种种的政治理想。理想作为与现实的相对者，本来是一种指向未来的观念形态的存在，但在中国人那里，政治理想却常常与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并被理解为一种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对政治理想真实性的这种信念，又成为现实政治活动的激励力量。
　　孔子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的一例。孔子一身而兼数重角色：他既是哲学家、教育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作为政治家，孔子将周代礼制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便表明了这一政治立场。周代的礼制，早已出现于历史过程中，作为历史中的存在，它无疑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孔子很强调这种历史的真实性，他曾回顾了夏、殷的政治制度，但因其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而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孔子要求多闻阙疑，也表现了对历史真实性的注重。对孑L子来说，周代礼制作为完美的社会政治制度，一方面合乎其政治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正是这二重品格，使之获得了理想的形态。孔子一再强调他所处的现实与理想的周代礼制之间的距离，要求恢复周礼，回到周代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是一种理想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同时又表现为回归历史中的真实存在。
　　理想的真实性之维，赋予现实的政治实践以内在的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在春秋末年栖栖遑遑，颠簸奔走于列国，其间经受了种种的困厄和磨难：诸侯的冷遇，权臣的谗害，匡人的围困，隐士的奚落，等等。但不管遇到何种挫折，孔子都不为所屈，始终保持人能弘道的高度自信。是什么力量使孔子如此百折不挠？显然，孔子对其政治理想真实性的信念，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孔子看来，作为理想政治形态的周代礼制，并不是观念中的虚构，而是历史中的真实存在；正是这种真实性，吸引着他为之不懈努力。不妨说，对理想之“真”的信念，构成了内在的精神支柱和力量，而后者在现实实践中往往又进而化为强大的政治热忱。
　　政治理想与“真”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对政治实践的激励作用，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具有普遍性。孔子之后，孟子便几乎重历了孔子演过的历史剧。当然，在政治理想的内涵上，孟子的理解与孔子有所不同：他不再以恢复周礼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是将实现仁政作为政治理想。尽管其政治理想事实上已折射了新的时代特征，但在规定仁政的具体内容时，孟子又将其与殷周时代的井田制等联系起来，亦即赋予仁政以历史的真实性。与之相联系的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预设：相应于圣王的周而复始，是历史过程中政治结构的不断重现。仁政理想与历史之“真”的这种联系，使孟子进而形成了“舍我其谁”的政治自信，而他以“后车数十，从者数百”奔走于各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自信。
　　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和人物之中。以道家而言，其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与儒家无疑大相径庭，但在肯定这种理想体现了历史之“真”这一点上，与孔子和孟子又有相通之处。老子以小国寡民为理想的社会形态，这是一种以自然为原则的前文明的社会，它与奠基于仁义礼制的文明化社会形成了对照。在老子看来，仁义礼制等文明的形态，是对自然原则的偏离，而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则以自然为原则，它较仁义礼制的文明社会具有更为本原的特点：所谓“大道废，有仁义”，便表明了这一点。不难看到，这里同样秉持着小国寡民理想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信念：在仁义礼制出现以前，以自然为原则的小国寡民社会形态已是一种实然；换言之，理想的完美性与理想之“真”在老子那里融合为一。同样，在庄子那里，理想的所谓“至德之世”，也被理解为较文明社会更本真的存在，而理想社会的这种“真”，又构成了其批评当时各种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政治理想与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合一，贯穿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演进过程。理想在过去——理想是历史中的真实存在，似乎构成了中国人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理想应当奠基于“真”的信念下，一方面，理想因其以“真”为基础而获得了深沉的力量，并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实现理想的社会变革，往往采取托古改制的形式，从孔子的恢复周礼，到康有为以《孔子改制考》为变法的根据，无不表明了这一点。以历史和理想的沟通为中介，“真”展示了它在政治文化中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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