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易学思想史》：
任何时代的思想文化，都可以说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在继承以往思想文化成果的同时，与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的演变和发展息息相关，因而也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尤其是在中国，人们对天人关系、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互相关系的思考，往往与治国安邦的需要紧密相连。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易学发展与社会政治呈现出互相作用的关系。这一时期，是政出豪门的时代，朝代易位与名士之间的斗争相互关联，易学家们的人生际遇和思想状态也在这个过程中饱受政治颠簸的影响。如果我们浏览西晋灭亡之前的魏晋名士的话，我们不难找到杰出的思想家、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然而最难找到的，却恰恰是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节点上，为未来的发展找到道路的人。当“八王之乱”的硝烟肆虐时，当“五胡乱华”的战火骤起时，乃至当“青衣行酒”成为当时中国人民族的悲剧时，魏晋的风流人物们，却甚少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昔日的风流，在战乱中被雨打风吹去。这种扭曲的根源，却来自于魏晋政治与经济的扭曲。经济的扭曲，即社会财富的分布不平衡，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而政治的扭曲，却成为整个魏晋风流走向的助推，这其中可以把司马炎建立西晋看作一个分水岭。在司马炎之前，曹魏末端处于司马昭的治下，从曹操开始到司马昭，执行的是残暴的高压政治，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是因为开罪于统治集团而遭杀害，留下了《广陵散》的千古经典。而以消极避世著称的阮籍，他的诗篇中，却充满了对时局的忧患和愁苦。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曾有这样的感叹：“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应注意的是，在这一句的前半句，是“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志”。也就是说，在王勃的眼里，是将阮籍与孟尝君并列，其猖狂的外表下，深藏着一个报国的理想。然而这样一个政治高压的时代，却无法给这样的理想一条道路。阮籍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旷野狂奔，一遍遍喊着“无路可走”。对比他的猖狂、酗酒，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外表下，却是走投无路的痛苦。魏晋时期放浪形骸、狂狷简傲、溺于行乐等行为一度存在于士人中，这是特定时代的畸形产物，士人的人生价值无处体现，失去精神依托之后产生了人生虚无感，他们将匡时济世之志深埋于心。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家是从人际关系中来确定个体的价值，庄学则从摆脱人际关系来寻求个体的价值。所以，庄子在魏晋之际突然大流行，是很自然的事。当时，旧的规范制度和社会秩序已经崩溃，战乱频仍，人命如草，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与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与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死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