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的儒学以《五经正义》的修订为其最高成就,传统的义疏学自此而衰。为李唐提供合法性论证、构建国家治理的观念与制度、营造政治文化并回应具体的政治诉求,成为唐初儒学最为核心的问题,礼乐则为重点领域。与之相应,儒家文论主张比德连类、物先感随的基本观念亦得以延续。儒学、政治、文学的互动,既催生了新的文学体式,文学也在回应儒学与政治的同时,因语言学条件及自身的书写传统而呈现出相应的独立品格。本书着重讨论初唐至中晚唐各个时期儒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和特点,将之置于时代社会政治背景下,对唐代儒学的历史样态、功能与地位进行重新考量与定位,反思“儒学与文学”研究的既有范式,探究以儒学之核心概念为考察视角的可能,考察思想与文学技法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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