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

法国哲学家、作家，女性主义重要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被认为是“启迪了全世界女性以及改变了许多人思考方式的伟大女性”。

1945年与萨特共同创办《现代》杂志，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著作。1954年，她凭小说《名士风流》获得龚古尔奖。晚年出版了自传体回忆录四卷，《清算已毕》为终卷。

《清算已毕》为波伏瓦四卷本回忆录的最后一卷。

作者在本卷中回顾了其性格的成因，与重要女性友人的交往，与萨特游历世界各国的见闻，她的阅读与写作，她对文学、艺术和国际政治的看法，等等，并对于《第二性》中提及的一些女性主义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阐述，可以说是对前三卷的总结，对研究波伏瓦的著作与生平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波伏瓦时期最佳的编年史。

——法国《世界报》

在波伏瓦的笔下，那些知识分子的面孔都复活了。

——《法国文化》

作者逝世32年之后，她的回忆录终于被收入了著名的“七星文库”。

——《费加罗报》

关于萨特

假如没有认识萨特，我会如何发展？我会更早还是更晚摆脱个人主义、理想主义和唯灵论的困扰呢？我不知道。事实是我遇见了他，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

我很难确定那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遇到他不完全是个意外。由于决心要上大学，我已经给自己创造了最大的机会，来促成这样一场相遇：十五岁时，我就梦想自己的理想伴侣一定要是个知识分子，与我一样渴望了解世界。另外，自从进了索邦大学，我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留意在我的同学中找到那个我与之最契合的人。我的开朗待人为我赢得了很多友情，先是赫尔博，通过他我又认识了萨特。

不过，如果他早一年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如果我晚一年参加考试，我们会彼此错过吗？也不一定。赫尔博会为我们牵线搭桥。我们甚至常常设想，就算1929年没有相遇，我们相识也是迟早的事，因为我们后来都加入的年轻左翼教师联盟是个小圈子。我肯定会写作，与一些作家交往，会看到萨特的书，进而希望结识他。由于反纳粹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我的愿望在1943年到1945年之间肯定会实现。我们之间必定会建立某种联系，也许与现在不同，但必定非常密切。

如果说我们的相遇部分是出于偶然，后来把两人生命连在一起的那个契约则是我们主动选择的：这种选择不是简单的决定，而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的选择首先体现在：我决定留在巴黎两年，先不去担任教职。我接受了萨特的朋友们，走进了他的世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因为我是个女人，而是因为那是我向往已久的世界。他也接受了我的朋友圈子，与扎扎很合得来，但不久之后，我的旧友里就只剩下我妹妹、斯黛芬和费尔南德了。萨特的朋友比我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些是出于情感，有些是由于观点一致。

我警觉地经营着我们的关系，避免让它褪色。我掂量着，我和他身上哪些东西可以接受，哪些应该杜绝，免得损害我们的关系。我本该同意让他去日本，虽然不情愿，也不至于感到绝望，两年之后我们肯定会像彼此承诺的那样重新在一起。那期间我做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去马赛，而不是跟他结婚。在其他所有问题上，我的决定都符合自己内心的愿望，除了这件事。我很不想离开萨特，然而考虑到未来，我选择了当时对我来说最难的那条路。那也是唯一一次我感到自己的决定使我避开了某种危险，给我的生活来了一记有益的当头棒喝。

如果我接受了，又会发生什么？这个假设毫无意义。我一向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我知道萨特不想缔结婚姻，我不能一厢情愿。我曾经在一些小事上强迫过他（他也对我做过同样的事），但永远不能想象自己在重大问题上逼他就范。如果万一—出于我想象不出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缔结婚姻，我知道我们也一定能想出办法，维护两人的自由。

关于美国

美国一旦觉得某个民族或人民运动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要出手镇压。为了能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美国人让数百万人过着非人的生活。然而，荒谬之极而又令人气愤的是，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这掠夺来的数十亿美元并没有让美国人民过得好一些：大多数的美国人—尤其是黑人—生活贫困，有的甚至极度贫困。政府把巨额收益投入到了战争工业中，结果，美国在疯狂开发地球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让自己具备毁灭地球的能力。

在美国国内，在我第一次赴美时就让我对黑人的状况感到愤怒，近几年越发令人发指，这导致非裔美国人之间的暴力事件增多，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进一步的强压。黑豹党成员们纷纷被抓捕、收监、暗杀。警方似乎成功地瓦解、削弱了大批民间运动组织，其中包括推崇恐怖手段的白人革命组织“气象人”。然而，我与之交谈过的多数美国人都认为，政权已摇摇欲坠：国内暴力事件频发，失业严重，大批人口靠救济金生活，经济即将崩溃；在技术层面上也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崩溃是一定的，因为无法持续下去了。”许多朋友这样说。这场崩溃会引发全球革命吗？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活着看到那一天，不过这种前景使我感到欣慰。

赫鲁晓夫的“招待”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赫鲁晓夫的私人属地。那是一片很大的树林，种的是全苏联最美丽、最稀有的树。赫鲁晓夫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穿着浅色西装、乌克兰式高领衬衫，带我们参观了他让人在海边修建的游泳池。泳池一望无际，四周围着玻璃墙，按下一个按钮，玻璃墙就会收起，他开心地重复展示了好几遍这个操作。

接着我们进了会议室，在一张张小桌子旁就座，赫鲁晓夫开始讲话，我们越听越吃惊。既然他邀请我们来做客，我们以为他会表现得热情亲切。完全不是。他把我们痛骂一通，仿佛我们都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他讴歌了社会主义之美，声称对苏联出兵布达佩斯负责。完事之后，他挤出了几句客套话：“再说了，你们也是反对战争的，我们还是能一起喝酒吃饭的。”过后苏科夫私下里对他说：“您讲得太棒了。”赫鲁晓夫干巴巴地回答道：“得让他们明白状况。”

我们沿着海边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走向他的住宅。泳衣为我们准备好了。维格莱利和苏科夫游了一会儿，其他人都在聊天。接着我们上了一栋漂亮的格鲁吉亚风格老房子的二楼，一顿丰盛的大餐等着我们。赫鲁晓夫脸色仍很阴沉，他大概还没消气。

关于马尔罗

莱利斯在《原纤维》结尾部分列举了他写作时始终努力遵循却不是总能做到的几个原则：不撒谎，不自夸，拒绝任何言过其实的说法，不出言轻率，不哗众取宠，不把文学当万金油，像一个懂得说话的人那样写作，以最大的严格和诚意对待文字。马尔罗的做法与这些训诫恰恰相反。今天，宣称兄弟亲善不是虚伪的粉饰，这是可耻的谎言，如果马尔罗还知道谎言和真相这两个词的含义。可他显然把二者混为一谈，词语对他来说只是些无意义的空话，可这不妨碍他使用它们表达思想。当他想出某个说法时，他自认为创造了一种思想。观察某个物件，然后老老实实说出他看到了什么，这对他来说过于简陋了：他不是去面对，而是逃避。这套把戏太显而易见了，很快就让人无法忍受，他永远得“想”到点其他的什么。他想得到什么呢？他从来不明说，其他东西又让他想到另外其他东西，对这东西他也没什么想法。这是一层层叠加的空洞：什么都没说明白，所有问题都不停地被回避了。在开罗时，他想到了墨西哥、危地马拉还有安提瓜；在安提瓜的时候他想到了美丽的巴洛克城市诺特。站在毛泽东面前他想到了托洛茨基、中国皇帝和“军队将领们生锈的铁甲”；看见长城他想到了弗泽莱；在德里他想到巴比伦花园、科尔特兹的士兵以及杭州的荷花；出席让·穆兰葬礼后，他写道：“我想起了米什莱写的雅尔纳克男爵与剑客拉夏特尼埃决斗的故事。”类似的联想我还能继续列出满满几页纸来。

博朗告诫人们，不要手捧鲜花进入文学的花园。马尔罗却披挂着花环与花冠走了进去，还把他号称要表现的东西藏在华丽繁复的辞藻下面。写他与尼赫鲁和毛泽东的会面，他也没有向我们描述任何一个人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官方的会谈，即便是精心安排，又能有什么价值。而且马尔罗还没有倾听的能力，他只会说。如果是提问，他那份固执会让对方不得不按照他既定的框架回答。结果我们根本听不到对方真实的声音，听到的全是马尔罗强加给他的腔调。马尔罗也无意向读者提供什么信息，只是想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知道作者的知识多么渊博，见过多少世面，结识了多少名流。他夸张造作的风格只是为了掩盖内容的贫乏。在谈话时，这种把戏或许会给人留下卓越不凡的印象；但如果是阅读，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些眼花缭乱的套路实际有多空洞，它们掩盖的是些无聊的套话。在《反回忆录》里，马尔罗从头到尾炒冷饭，写的都是他已经写滥的主题，比如现实主义艺术，还有些右派的老调调：赞成剥削，把特权阶层的价值观和信念当作普遍的人类状况。用这种论调满怀激情地谈论法国，可从来不提法国人。

关于女权主义

……女性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生物学上说的先天注定，没有一个美国女权主义者质疑这个观点。她们与我书中观点的分歧主要在实践层面：她们拒绝寄希望于未来，宁愿今天就把自己的命运抓在手里。而我的思想变化也在这点上：现在我认为她们是对的。

《第二性》或许对女权战士有用，但这并不是一本号召斗争的书。我本来认为，女性的地位会随着社会变革而变化。我在书里写道：“总的来说，我们赢了一局。如今对我们来说，许多问题比那些只涉及我们的问题更为重要。”在《事物的力量》中，谈及女性地位时，我写道：“女性的地位取决于劳动在未来世界里的状况。只有生产发生重大的变化，女性地位才能真正改变。所以，我不愿把自己局限于女权运动的视角。”之后不久，在一次接受让松的采访时，我说，要准确阐述我的思想，就要以最彻底的方式把它与女权主义联系起来。但这些观点当时仅限于理论：我坚决否认女人天性的存在。现在，我认为女权主义就是要为实现女性特有的诉求而斗争，这种斗争与阶级斗争并行，我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不，我们并没有赢得这一局：实际上，自1950年以来，我们一次也没有赢。仅靠社会革命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一半以上的人类：如今我认为这些是关键问题。我惊讶于人们竟如此轻易接受对女性的剥削。如果回顾深深根植于平等思想的旧式民主，我们很难意识到，奴隶总是以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奴隶，因为我们以为奴隶能轻而易举地看到其中的矛盾。或许有一天，后世会同样惊愕，不理解资产阶级民主或人民民主制度，怎么会如此厚颜无耻地维持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尽管我清楚地看到背后的原因，也不免时常感到惊异。简言之，从前我以为阶级斗争优先于性别斗争，如今我认为这两项斗争应并行不悖。

…………

女权主义者之间也有很多分歧。比如关于家庭的未来，她们意见不一。一部分人，包括舒拉米斯·费尔斯通，认为家庭必须解体，否则女性、孩子和青少年就没有自由。虽然那些试图取代家长角色的机构都失败了，但这说明不了什么：那就像社会边缘的垃圾场，而整个社会都需要彻底重新构建。这种观点是对的，我觉得费尔斯通对家庭的批判也是对的。女性通过孩子以及在孩子身上滥施威权，被置于受奴役的境地，这使我哀叹。父母把孩子带入施虐受虐的游戏当中，把自己的意淫、执念和神经症投射在孩子身上，这种状况极其不健康。父母本应平衡分担父母的任务，尽可能避免把孩子一味地扔给家长，限制家长的权力，并严格监督家长行使权威。如果能做到这些，家庭是否还有用呢？在某些团体中，孩子由全体成人抚养，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这样的事例太少了，不足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男性的仇恨使某些女性否认一切男性认同的价值观，反对所有她们称之为“男性模式”的东西。这我不赞同，因为我不认为这世上有什么品质、价值观或生活方式是纯属女性的：那等于承认女人是天性，而这是男人发明出来的说法，目的是让女性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女性追求的不是成为女人，而是成为完整的人。拒绝所谓的“男性模式”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文化、科学、艺术和技术都是由男人发明的，因为从前他们代表着一切。正如无产阶级用自己的方式继承过去的遗产，女性也要夺过男性锻造的工具，用它们争取自己的利益。确实，男性创造并发扬的文化反映出他们的大男子主义，他们使用的词语也透着同样的倾向。我们从他们手上得到财富的同时，要保持警惕，分辨哪些是普世适用的，哪些带着男性的偏见。“黑”“白”这种字眼我们同样可以接受，但“男子气”这个词则不行。我觉得女性可以放心地学习数学和化学，生物学就比较可疑，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就更不用说了。我认为对这些知识重新修订是必要的，但不能全盘否定。

关于衰老

另一个衰老的信号更加显而易见，也是我一直在抵抗的，那就是我与未来的关系。老年人接受采访的时候，即便表现出一定的乐观，也总会提到衰老的坏处。让我吃惊的是，他们从不谈未来的萎缩，莱利斯在《原纤维》中对此有精辟的表述。有些人确实感受不到这一点，我的女友奥尔迦就说过：“我永远生活在当下，而当下即永恒。我从来不相信未来。所以无论是二十岁还是五十岁，对我来说几乎是一回事。”还有一些人，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个重担，未来越短暂，生活就越轻松。我的情况则不同：我始终面向未来，兴高采烈地去迎接明天的我。我急切而贪婪，预感到自己每一次开疆拓土都会给将来留下永不磨灭的回忆。现在，我还有勇气制定一些短期计划—旅行，阅读，会面—但曾经推我前行的强大激情停止了。用夏多布里昂的话说，就是我的人生接近尾声了，我不能再用太大的步伐行动了。我如今把“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挂在嘴上，再也不提“三十年以后”了。这短暂的未来已有定论。我感到自己人生的作品已到了完结篇，即便再多写上两三卷，也不会改变整体的样貌了。

然而时至今日，我的世界仍然在不停地扩大。在谈到战后经历时，我注意过这个现象，而今它愈加显著。外界事件对我个人生活的影响降低了，我的生活按既定轨道运行，偶然的成分几乎为零。新认识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喜爱我的作品而给我写信：我与他们之间建立的关系，是由我的回应所产生的反作用力而产生的。随着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我的生活成了许多不同轨迹的交汇之处：这就是为什么一段时间以来，我生活中的巧合越来越多。J-B.彭塔利斯说过，小说的无聊之处在于，总是同一群人在故事里不停地相遇。此言甚是。我发现现实生活几乎也一样。我交好的一位四十岁的女子，嫁给了我从前在勒梅尔夫人那里认识的一位先生，当年他十六岁。薇奥莱塔·勒杜克偶尔跟丽莎以前交往的两个男同性恋朋友之一约会。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以各种方式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也因为我所属的那个知识分子圈子很小。

我的生活日复一日循着同样的节奏，我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与同样的人来往，然而我完全没有停滞的感觉，重复只是我生活的底色，新的内容层出不穷。我每天都在阅读，但读的书是新的；我每天都在写作，但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预料的。我怀着迫切的心情关注着时事的发展，这些事从未重复，如今已成了我个人生活的一部分。

变老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完整地观察到一些人的人生轨迹，见证他们出人意料的发展道路。我怎么也想不到，花神咖啡馆那个“勾魂”的姑娘，美丽而又一脸迷茫，时间会把她变成一个出色的女企业家；还有另一个姑娘，懒散而又有点野性，日后居然会成为法国最好的卡夫卡专家；还有英俊的尼克，长大后会拍出那么美的电影。我想象不出，那么不拘一格，看上去又对荣誉满不在乎的波朗，日后会披上法兰西学术院院士的礼服。我也万万想不到，写出《希望》的人愿意在技术官僚统治并与弗朗哥交好的法国政府里当个部长。这些人的人生轨迹让我吃惊，显然是因为我只看到了他们的外表，而不了解他们人生的底色。我对他们的童年一无所知，而童年是了解一切的钥匙。

关于自我认知

事实上，虽然嘴上不承认，其实任何人都不愿变成自己之外的样子。毕竟对所有生命来说，生存就意味着让自己存在。人有时会批评自己的行为，但不见得就会改弦更张。阿米艾尔在《他的日记》中不停地感叹自己懒惰，宣称自己要克服懒惰，然而行为却一如既往。其实他是选择了要做一个躺在自己的懒惰上呻吟的懒汉。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爱自己。我说过，一个人在童年时没有得到应有的爱，学会用父母的眼光看待自己，那么他会在内心整合出一个令人厌恶的自我形象，终生无法摆脱。但这种自我厌恶来自他的主体，于是他一边痛苦，一边认同。在这种本体认同下，某些人骄傲地承认自己有一些在我看来难以承认的性格缺点：“我看重钱，我不会浪费它……看到认识的人有烦心事我感到好玩……我可不像那些歇斯底里的人一样，非得要知道真相。”我立即会认为：这是个吝啬鬼；这人真坏；这女人自欺欺人。但他们会否认这些定义。几乎不可能说服别人承认那些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缺点，如果他们认为那不是缺点，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与我们不同，所以把我们的批评只当耳旁风。费尔南德·毕加索说：“如果街上的人不冲我起哄，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帽子不够帅。”别人以为冲他起哄是侮辱他，他只觉得那是在夸他优雅。

我也有这种对自己的认可。有个精通笔迹学的朋友在研究了我的字后，给我描述的人格肖像相当让我自鸣得意。她说：“您觉得满意，是因为您自己选择了成为现在的您。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负面理解。”确实，我专注工作、善始善终的特点可以被描述为自觉、有毅力或坚韧不拔，但其中也有一意孤行、固执己见的成分。我的求知欲来自开放的心态还是肤浅的好奇心？至于我，我是毫不犹豫地接受自己的。如果我觉得别人评论说的“像我”，我只觉得有趣。我一度用研究普罗旺斯风景一样的方法研究音乐，我自己心里意识到了这一点，可这并不妨碍我的狂热。我对别人的评价也适用于我自己：我是很难被伤害的。假如别人的批评和指责说得不对，我会置若罔闻；假如说得对，我甘之如饴。随便他们把我当成女知识分子或女权主义者，我都不在乎：我就是我，我对自己负责。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23

第四章............................................................. 191

第五章............................................................. 229

第六章............................................................. 256

第七章............................................................. 306

第八章............................................................. 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