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

法国二十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1908年生于巴黎，1929年获巴黎大学哲学学位，并通过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1945年与让－保罗•萨特、莫里斯•梅洛－庞蒂共同创办《现代》杂志，致力于推介存在主义观点。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1954年凭小说《名士风流》获龚古尔文学奖。

【精彩书摘】：

   不可能明确指出是哪一天、哪一周甚至哪一月，我的内心有了转变。但很肯定的是，一九三九年春标志了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我抛弃了个人主义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不作为。我学会了团结的意义。在开始记叙这个新阶段之前，我想对过去十年的收获做一个总结。

    把一生分成几个阶段来看难免有些武断。不过一九二九年显然是个崭新的开始，我完成学业，获得经济独立，离开父母家，对过去的友情做了一个清算并结识了萨特。一九三九年，我们的生活也同样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历史抓住了我，不再松手；另一方面，我彻底地投身到文学创作之中。一个时期结束了。我刚刚描述的这个阶段让我成熟，让我从青年变为成人。这一时期我有两大优先考虑的问题：生活和实现我当作家的理想，也就是说，找到把文学嵌入我的生活的契合点。

    首先是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当然首先是活着。但是把我们所要度过的每时每刻连成一体的方式却不止一种。比如说可以把时间都花在一个行动中，或者也可以把它投入一个作品中。我呢，我的事业，就是我认为握在自己手中的我的人生。它应该能满足我的两个要求，从我乐观主义的角度看来，这两个要求是密不可分的：一是幸福，二是把握世界。我认为，不幸会扭曲现实。我和萨特的和睦相处确保了我的幸福，我所关心的就是尽量体验、充实自己。和童年时候一样，我的种种发现并不遵循一条确定的直线，我并没有感觉自己一天天在进步。但在混乱无序中，它们让我心满意足。我直面有血有肉的事物，和我当初在内心的牢笼里所感受到的东西，我从中发现了未曾意料到的特性。大家已经看到我对探索是多么热诚执着。很久以来我都抱着一种错觉，以为事物的绝对真理要通过我的意识，只有我本人的意识才能获得——或许萨特是一个例外。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可以比我更好地理解一幅画、一支奏鸣曲，但是我模模糊糊地认为，一个有光芒照射的地方，只要不是我亲眼所见，那它就是一块没被任何人注视过的处女地。

    直到三十岁，我都觉得自己比年轻人世故，比年长者年轻。前者过于懵懂，后者过于固执。只有我的存在方式才是一种典范，每一个细节都得益于这种完美。对世界、对我而言，认识外界的全部是一件迫切的事情。生命不息，认识不止，因此享乐便退居第二位。我可以开心地接受享乐，但不会去刻意追求。我更愿意学着去欣赏斯特拉文斯基的八重奏——虽然当时听得我兴味索然——而不愿意听耳熟能详的抒情短曲。我的好奇心有某种肤浅的特点。就像我小时候，我以为第一次听一支乐曲、看一个城市、读一部小说，我就能捕捉其中的精髓。我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不喜欢重复，喜欢看新鲜的那不勒斯，而不愿意重游威尼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喜新厌旧的贪婪也有它的理由。为了认识一个事物，就必须把它放回它所处的整体环境中去。抒情短曲可以回溯到贝多芬的所有作品，回溯到海顿，回溯到音乐的根源，甚至还可以展望它日后的发展。这不仅是我阅读了斯宾诺莎之后领悟到的，也是因为综合的思想，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是萨特和我的思想的统帅。如果我想拥有世上最小的一粒尘埃，那我就需要了解世界的全部。这其中的悖论并没有让我们感到害怕。我们修剪、提炼、决断。我们把牟利罗和勃拉姆斯抛到九霄云外。同时我们拒绝作出选择：所有存在的一切都应该为我们而存在。

    既然这个任务是无止境的，所以我就无休止地被各种计划缠身。每一次征服都是需要超越的一步。这个特点不仅是因为我想探索的领域很广，还因为如今我虽然放弃了穷尽一切的奢望，但我的个性却没有改变：我计划不断。偶然让我害怕，让未来充满期待、召唤和要求，我让当下多了一点必然的意味。不过，我已经说过，我也有休憩的时候：我静思。这是一种神奇的慰藉，存在的忧思消散在万物的圆融之中，我也和这份充盈安详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