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人六，本名刘勇，1987年5月生，四川平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曾获《人民文学》“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佳作奖、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奖、滇池文学奖。著有诗集《太阳神鸟》《羊图腾》，散文集《食鼠之家》，中短篇小说集《伊拉克的石头》《1997，南瓜消失在风里》。

不会游泳的人

想趁水不注意

游到河那边去

　　　　　　——自言自语

一

二十世纪末，川西北群山深处的断裂带，随日升日落、季节和农事辗转的断裂带，祖祖辈辈跟庄稼生死相依的断裂带，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根据地。生活循环往复，日子循环往复，看似千篇一律，毫无变化。那时，我已经明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嘴，能把个体从混淆的人群里面区分开来。脑袋通过思想，嘴通过语言，而不是凭靠它吃下的食物。“叫唤的鸟儿不长肉”，母亲总是如此意味深长地教育我少说话、多做事，不在人前胡说八道，尤其是家里的事。仿佛，我是家里的一面围墙，随时可能把一个家的败落和耻辱暴露在外，让人一览无余；后来到镇上学校念书，我学到一种更为简洁的书面表述：“祸从口出。”再后来，遇见自我，遇见诗歌，遇见散文，遇见小说，遇见杰克·伦敦，遇见凯鲁亚克，遇见堂吉诃德，遇见海明威，遇见库切，遇见勒克莱齐奥，遇见艾丽斯·门罗，遇见歌德，遇见赫塔·米勒——这个深刻而勇敢的罗马尼亚女人，一针见血似的指出：“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

是的，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人的眼睛。如同前几天，多难的四川盆地某个边远地带，一场突发的森林大火意外卷走三十个年轻的生命，这句充满智识和陌生脸孔的话语，也在我的眼睛里久久燃烧。止不住

泪流。

岁月漫漫，我习惯让自己躺在面包之外，一遍遍陷入回忆，在往事中刷新最初忽略的真实，咀嚼它们，巩固它们，而我就是它们留下的全部。当然，人，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就是过去。回忆，不是为了抵达，而是为了梳理。

已在断裂带的空气中化作齑粉的那些年，虽涉世尚浅，但我已经通过历练，熟练掌握了一套非常顽固且相对靠谱的经验。大人们总是教我，见了人就要打招呼，在断裂带，打招呼，就是“喊人”。喊人不仅是一种贯穿古今的礼貌行为，也会得到奖赏。喊人，意味着把形形色色的人区分开来，固定在记忆的岩层之中。家长们的言传身教像工厂流水线上的模具，塑造着我的潜意识，嘴是一种工具，让我以为，世界上会喊人的小孩才是好孩子，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在类似的塑造过程中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事实上，我不想成为好孩子，否则，不会隔三岔五地挨揍，和院子里的几个小伙伴浓缩成村里人尤其是附近一些邻居的眼中钉、肉中刺。不过，千真万确，大多时候，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好孩子，嘴巴甜，会喊人，也喜欢喊人。总而言之，如此矛盾交织，都是为了我的小算盘。我总是能够尝到些甜头，几颗水果糖，一袋奶油饼干，一截甘蔗，至少也能得到一个免费的笑脸，或者诸如“这孩子嘴巴甜”“这孩子真懂事”之类的表扬。只是，这些行为，和母亲口口声声的“叫唤的鸟儿不长肉”似乎有些矛盾。没有分清说话和喧闹本身的区别，我的嘴因此常常陷入两难境地。

“久走夜路总要碰到鬼”，断裂带的这句老话，和人们常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意思差不多。有一次，村里一个说话慢条斯理的放牛人，教会我一种别样的称呼。他指点迷津似的告诉我，看见村里某某的时候，喊他几声“嫖客”，准会有糖吃。跟说话慢吞吞的放牛人一样，他口中的某某，也是个放牛人，一个村的，同外公一个字辈。“孩子的头脑就像是捕蝇纸，不论给他们什么都会粘住。”多年以后，我在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一篇小说里读到这句话。毫无疑问，那时候，我的头脑就是一张捕蝇纸。我想的是，记住了“嫖客”，就不愁没有糖吃。外婆家是村里人上山放牛必经之地，为了吃到糖，我坐在外婆家竹影婆娑的院子里等了一天又一天，终于等到某某。大老远，“脑袋不知长哪儿去了”的我扯着嗓子一连串“嫖客”脱口而出。意想不到的是，“嫖客”的脸，一下子刷白，一下子又变得通红。他恶狠狠地瞪了我几眼，没给我糖吃，而是头也不回骂骂咧咧丝线般走远了。他真的走远了。据说，这个善良又爱面子的放牛老汉，因此怄气，回到家里，足足躺了一个星期。糖没吃到不说，父亲倒是用黄荆条子请我吃了许多小孩犯错或者闯祸后才会吃上的“坐墩肉”。我用“嫖客”招呼放牛老汉，人家走远了；我吃“坐墩肉”，是因为对放牛老汉使用了有毒的语言。我走远了。

除了请我吃“坐墩肉”，父亲还三番五次地问我：“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蚂蚁经常搬家，脑袋却不会。我觉得父亲的问题有些奇怪，并且，明显不是出于礼貌的提醒、关心，而是质疑。于是我很认真很认真地看了看父亲的眼睛，又摸了摸自己的脑袋，看看它还在不在。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前，有时出现在挨打之后。有时，是经由母亲之口说出。母亲说出和父亲一样的话，我一点不感到惊讶，有一次，我正好撞见他们两个紧紧抱成一团，站在弥散着油烟味的灶屋中央，在那盏只有十多瓦的灯泡暗淡的眼皮子底下接吻。我想，父亲跟母亲接吻的时候，把这个问题也传染给了母亲。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后来，这个问题，像在我的脑袋里面扎根一样，如影随形。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天气，我能随时看见这句话打开抽屉那般打开父亲阴郁而锋利的嘴唇，有着浓烈烟酒味的嘴唇，跑到面前，提醒我夹着尾巴做人。在家里，我莫名其妙地害怕父亲，害怕他像老鼠害怕猫。并且，常常陷入莫名其妙的困惑与恐惧，感觉自己并非活在空气的栅栏里，而是活在父亲的否定句中，如同断裂带那些死后肉和骨头会整个儿化成水流走的野生鱼，活在家门前那条潺潺流淌的河水的皮肤下面。

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的脑袋长哪儿去了。我清楚的是，我已经无法忍受继续在家里待下去。我彻底厌倦了这种日复一日、枯燥至极的时光。我想逃离，想变成鱼，沿着家门前的大河顺流而下。那些年，我不止一次在河边遇见渴望变成鱼的女人，她们变成鱼的方式异常简单明了——她们用死。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一个阴冷的日子，当乡亲父老把被大伯揍得遍体鳞伤的伯娘从河边拉回岸边的时刻，大伯仍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吆喝：“大河没盖盖子！”好像巴不得伯娘死给我们看。

在断裂带，“大河没盖盖子”并非纯客观表述，而是一种诅咒，只是相对委婉。对于外人，本地人可能更愿意用赤裸裸的“去死吧”表达内心世界，而对于家人，“大河没盖盖子”的使用频率似乎更高，仿佛，这就是冰与火，是语言的微妙之处，像一列穿过死亡的火车，满载冷漠。

“大河没盖盖子”和“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又仿佛一脉相承。至少，缔造这些嘴唇的当事人的血液是相似的。多年来，这些令我不寒而栗的话语，并没有化作空气，而是肉一样长进了我的身体。我一直带着它们。我也想对它们说：“大河没盖盖子”和“你的脑袋长哪儿去了”。

断裂带的山河故人     颜慧     /1

绿皮火车     /1

指纹     /19

人在大地上四处流淌     /37

无根者     /54

山河故人     /70

家门口     /91

总想多长几只手     /107

羊图腾     /118

见一面，少一面     /135

日薄西山     /146

蝴蝶效应     /161

安魂者     /178

你的沙制的绳索     /195

遍地苍茫     /206

露德圣母堂     /223

食鼠之家     /240

城的门     /256

九洲大道     /269

万家灯火     /286

断裂带     /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