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涉及从个人、企业、商学院、政府到国家和国际关系，横跨多个层次，涉及方方面面、无数个命题，需要中国管理学界的全体同人一起来回答。
2021年7月，以这样一个宏大的书名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我不免惴惴不安，因为帽子太大了，显得“名不副实”。《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由19篇精选文章组成，共26万字。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每隔两三年，以同样的书名，出版《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以对得起自己已经吹出去的牛皮。
现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终于来了，我心甚慰，感到稍微轻松了一点。《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包括30篇文章，约30万字。为了便于阅读，分成两个主题出版：一个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专精特新之路》，另一个是《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商学院批判与自我革新》，大多数文章都是过去两年里所写的，也有六七篇文章要追溯到十多年前，但几乎没有在期刊上正式发表过。
近年来，大家深切地感到我们身处一个VUCA（快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时代，各种“黑天鹅”群飞乱舞，让人疲于奔命。不管是中美贸易战、中美技术“脱钩”、新冠疫情、俄乌战争，还是自媒体泛滥之后七嘴八舌带来的后真相困境、新一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革命等，总之，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说《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的主题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全球化，那么《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则是进一步回答了在这种剧烈变动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和中国商学院到底应该怎么办。
这三本书在内容上有相对紧密的关系。如果说第一本书主要是提出问题和可以借鉴的对象（德日模式），那么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中，我开出的药方主要是鼓励企业走“专精特新”之路，以及对中国商学院目前所走的强调实证研究、发表、基金申请和各种“帽子”等急功近利、浅薄的学术道路的批判，最后介绍了我在相关方面的一些个人革新性探索。
所以，三本书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逻辑上是环环紧扣的。根据主题，《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专精特新之路》更多是面向实务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商学院批判与自我革新》更多是面向学术界，包括打算攻读MBA或者管理学博士研究生的人。事实上，如果想要完整、立体地了解我的观点，这三本书缺一不可，相互参照着阅读，才不会误解我的本意和初心。
关于“专精特新”的思想脉络事实上早已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中埋下伏笔，我在那本书中特别强调了德日模式下重视商业伦理、利益相关者、实体经济、高端制造、工匠精神、缩小贫富差距等，也对美国模式进行了批判（“今日的美国，真的病了吗?”），对“双创”中出现的一些大冒进问题。
《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出版之后，我转向对德日模式的深层逻辑、“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我所有的研究主题历来有一个特点，就是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个人观察，而非单纯来自对学术文献的阅读。而围绕我对于“专精特新”企业研究的起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关于中小企业的创新创业的研究和教学一直是我的本行，而我对于德国“隐形冠军”的关注，从2000年我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了。但是，我对于“专精特新”政策方面的关注始于2021年8月。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北京市某机构的领导偶尔看到我的那篇流传甚广的《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之后，邀请我参与他们正在筹建中的智库的工作，提供咨询报告。他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北京市的角度出发，学习借鉴德国和日本的优秀经验，特别是如何培育北京市的‘专精特新’企业?”
说实在的，听到“专精特新”这个拗口的名词，我当时都很难一次性正确发音。但是，三四个月之后，我就变成了这个主题的研究专家，因为在这段时间，我密集地阅读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尽可能多地收集了现成的企业案例，并且走访了几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凭借多年的学术积累，进行了深入研究。2021年11月23日，当我看到国务院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所发布的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三个文件之后，我于11月26日写下了这个主题的第一篇文章，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解读政策文件。
有意思的是，有40多家媒体和自媒体转载了这篇文章，阅读量甚多。于是，我陆陆续续在公众号“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上写下了20多篇与“专精特新”有关的文章。从此以后，我就接二连三地接到不少国家单位和机构的合作邀请，甚至平生第一次上了《新闻联播》，并且应国资委《改革内参》的邀请，撰写了一篇内参报告。这好像是意外的一炮走红，实则是多年厚积薄发的结果。
因为“专精特新”主题的系列文章时效性比较强，所以我在将其选编入本书时，对这些文章做了比较大幅度的修改，只保留了那些探索底层逻辑的、有更多个人观察和体悟的、思想性强的、比较耐看的文章。这个单元系列文章的排列方式，一是基本上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二是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顺序排列，其主题覆盖了普通中小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围绕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技术创新中心最后到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以及与德国“隐形冠军”的国际比较研究等。
举例来说，共同富裕与“专精特新”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把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呢?在我看来，共同富裕是理念和目标，而“专精特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和路径。研究表明，“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中坚力量。所有中小企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而且贫富差距比较小。在我国，浙江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同时，浙江也是“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可见这两者之间有内在联系。
《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则包括了两个环环紧扣的单元，那就是“商学院批判”和“自我革新”。这两个单元收录了差不多过去十年里我所写的一些关于中国商学院和管理学研究的批判性文章。
当今中国面临前所有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中国商学院不能改变自己在学术精神上的孱弱和功利、在研究方法上的因循守旧或者食洋不化，口口声声说要面向管理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实际上仍然以论文发表、基金申请和追求“帽子”为导向，那么我们就对不起这个剧烈变动的伟大时代，我们的研究成果就不会被企业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所重视，发挥不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特别把涉及这两个主题的19篇文章单独编辑成册以飨读者。
“商学院批判”这个单元的一些内容，可能令管理学界的某些教授感到难堪。在习惯了你好我好、相互吹捧、和稀泥或者选择做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的中国学界，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支持我个人无所畏惧前行的信念来自陶铸先生的“心底无私天地宽”，我也接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命运。
“自我革新”单元里所收录的系列文章，反映了我在批判和反思之后的一些个性努力，虽然不成系统，但是有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永葆天真和趣味之心。例如，我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写成了案例，而且与孙黎教授合写了案例使用指南。我也反思了自己的两篇“爆款”文章流行的原因，以及背后的可能的动力机制。我估计读者很少见到这种把自己个人经历放在理论的手术台上大卸八块、剖析得如此透彻的管理学文章。我希望自己时时刻刻活在研究中，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本身，按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来活。
除此之外，我还选编了管理学研究应该如何转向的两篇文章，讨论如何真正应用多元范式做管理学研究，而不是停留在口号上，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与管理学经验研究相结合。除了创造新知以外，我认为，商学院最重要的任务是传播知识和培养学生，所以我介绍了自己在MBA和博士生课程教学中的一些尝试，包括案例教学、情感教育、“管理哲学管理理论管理历史”三者结合的博士生课程模式。
特别开心的是，2021年9月24日，我接受了正和岛《决策参考》副主编王夏苇先生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年纪轻轻的他，非常深入地阅读了《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然后提出了13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德日模式的深层逻辑、共同富裕、“专精特新”、当时正在进行的政策调整、对平台经济和教培行业的治理整顿，最后涉及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管理者和管理学者在当下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等。这些尖锐的问题激发了我的表达欲望，给了我畅所欲言的机会。回头来看，这篇采访简直就是为《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提前做了彩排，而且对第一本书和后续两本书进行了巧妙的桥接。所以，我就把这篇访谈录放在《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的开篇，权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内容梗概”。读者从这个访谈录里可以看出，本书作者对本书中很多观点的思考和坚持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的甚至长达十几年时间。
最后，我以《为什么我不打算升教授?》一文结束《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这是一篇写于51岁生日之际的明志之文，回应了部分朋友的一些关切。我写出来之后，只在很少几个朋友之间分享过。一位资深的管理者，也是非常有思想的企业管理顾问看完之后，在微信里给我留言：“文章很长，我仍然一口气读完了，但结果是：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前者的成分多一些吧，太沉重了!
我在想，我这是窥见了一个什么样的灵魂?又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描绘这样一个灵魂?世俗地说，赵老师你应该轻轻地用一把力，在不违反做人大原则的前提下，给老婆、小孩和其他真正关注和关心你的人一个交代；另外，如果你真发表这样的文章，那不用说，肯定对你的负面影响会非常大，但这种声音，如果不在这个世界上发出来，是多么可惜!这是真正的发自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声音!必须要说谢谢你发给我这篇文章，我已经把你视作灵魂的伙伴了!”
总之，与《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相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仍然是一本文集，而不是一本“专著”。文集或许并不被市场所接受，但我不一定非要选择满足某些读者的需求。我一贯认为，著书立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引领而非迎合，是一种价值观和认知观念相似的人们之间的精神交流。我希望每一本书的内容足够丰富多彩，但各个主题之间又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就像我一直坚持探索的“珍珠项链模式”一样，有一条丝线能把所有的文章串起来。
我希望《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2》和《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3》能把一些时效性、实用性、政策性的内容与思想性、学术性、个人风格强烈的内容糅合在一起。在任何时候，不同的读者拿起此书，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几篇他们喜欢的文章，从而度过一个愉快的午后或者寂寞的夜晚。我不希望自己的书是单薄的、干巴巴的、速朽的（虽然这很难），几年之后作者自己都不愿意翻看，更何况读者呢?所以，我希望这两本书不同单元之间的组合搭配可以带来这种丰富性和平衡感，带来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使尽可能多的人觉得开卷有益。
收入两本书中的部分文章的初稿曾经在本人的两个公众号“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和“本土管理研究”上发表过，但是，没有在任何期刊上正式发表过，这也是我选编这些文章时所坚持的一个原则。把一挥而就、未经精心雕琢的公众号文章改写成精确严谨的正式出版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有文章都经过了我和编辑的仔细编辑、反复推敲和润色，质量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选择保留了当时写作的时间背景、动机、灵感和读者反馈，而不是依据事后发生的变化做过多的调整甚至文过饰非。一则，我希望始终保持作为一个学者的诚实和真诚；二则，我希望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我思想演变的痕迹。
《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系列作品出版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师长和朋友的帮助。首先，我要特别感谢华为顾问田涛老师。除了我的家人，这个世界上给予我最多帮助的肯定是田涛老师，他对我的期望经常比我对自己的期望还高。如果没有他的不断激励和鞭策，估计也不会有这三本书，以及未来的其他著作。他对《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的喜爱和大力推荐，让我感到惶恐不安。我之所以勉力而行，很大程度上是不想让田涛老师对我感到失望。
其次，虽然本书是“专著”，但是，有几篇文章是我与他人以多种方式合作的结晶。这包括《数字经济“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新探索：基于成都的实践》（与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曹宝林先生合作）、《“专精特新”企业是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重要基础》（深圳大学曾宪聚老师和曾凯同学提供了其中的四川天虹丝绸案例）、《麦当劳化的商学院与管理学》（与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刘书博老师合作）、《案例指南：从剪纸艺术网站到夸父心理――持续不断的创业人生》（与美国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商学院孙黎老师合作）、《如何写出一篇百万+的文章?破解关于创造力的种种迷思》（在这篇文章的后面，天津大学张维老师撰写了一篇回应文章《关于创造力的遐（瞎）想》）、《“非科学性”让管理研究变得更好：再论多元范式》（与深圳大学管理学院韩巍老师合作）。与他们的合作为这两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李文重编辑。通过《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系列作品的出版和营销过程，我才深切地理解了编辑工作的专业性和不容易，所以在写作和编辑新书的过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尽量给他们减少麻烦，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自己处理好，但是，他们的价值和贡献仍然是无可替代的。
祝各位读者朋友阅读愉快!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我的个人公众号“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上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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