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公理化诠释（中英文对照）》：
我们在这章阐明了“中庸”与“孔孟之道”的内在逻辑，认为“中庸”同样是建构孟子思想体系的出发点，接着概述了《孟子》公理化诠释的目标和内容，把整个《孟子》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性善篇”、“养气篇”、“民本篇”、“仁政篇”和“王道篇”。考虑到孔孟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变化，我们将《（论语）的公理化诠释》给出的基本假设、定义和公理进行了调整、补充与完善，确定了7个基本假设、16个定义和7条公理，并具体予以说明。
一、“中庸”与“孔孟之道”——建构孟子思想体系的出发点
关于先秦儒学及其核心或者本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统一。总的来说，对儒家而言，“仁”、“义”、“礼”三者构成一个有机而统一的完整思想体系，而且此三者之间前呼后应、互联互通，不可截然分离。只是在孔子、孟子、苟子那里，各自因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时代不同而对此三者各有侧重而已。我们认为，与其说先秦儒家的核心是“仁”、“义”、“礼”这些道德的表征，倒不如说先秦儒学的核心就是“中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总体上可以归结为“道”，它既可以说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德”之“道”，也可以说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中庸之道”的“道”。李泽厚先生主张将“道”的状态具体定义为“度”，并且认为，这个“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就是“中庸”，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中国的辩证法，就是难以言说却可掌握的实用真理。与此同时，他认为，所谓“中庸之道”就是所谓“度的艺术”。“度并不存在于任何对象中，也不存在于意识中，而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生产一生活活动中，即实践、实用中。它本身是人的一种创造，一种制作。”因此，“度”才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第一范畴”。而儒家智慧就是掌握和体现“度”的分寸与境界的“中庸之道”。
从儒学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对儒学发展有着突出贡献的哲学家，在孔子所确立的儒家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所处的时代要求与变化，以其独到的关注视野与个性言说方式，为儒学注入了全新的活力。纵观孟子思想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点，孟子所着力阐发的性善、养气、民本、仁政与王道的核心思想，无疑是孔子“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为此，从孔子到孟子思想的发展中，是否存在一个贯彻始终的内在逻辑，这是认识“孔孟之道”乃至系统地把握儒学思想脉络的关键问题。
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在各个时代和不同理论家的阐发中各有不同，但作为具有思想体系特征的儒家学说，应该存在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孔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冯友兰先生也认为，在诸子的著述中，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不过这需要我们去加以梳理。我们把《论语》中孔子思想的逻辑起点，认定为孔子所崇尚的“中庸”境界，也就是指孔子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关注点，往往聚焦在矛盾量变阶段中矛盾变化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换言之，就是矛盾的中庸状态。当然，就《论语》体现的思想来看，孔子并不否定事物的质变，但他最关注的还是社会矛盾发展的中庸状态。《论语·雍也篇》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作为“至德”，在《论语》中不仅是统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范畴的主导精神，而且也代表了基本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贯穿于人的最基本行为准则和最高的道德境界之中。而《礼记·中庸》提出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则无疑是对孔子中庸“至德”思想的诠释。
孟子继承与发展了儒学，并努力由“中庸”出发追求思想精神与行为中的“中道”境界。作为“中庸”的具体形态，孟子的“中道”思想，无疑是孔子乃至先秦“中庸”思想的展开和升华。董祥勇指出：孟子的“中道”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中”、“时”等为其核心内容，以“经”和“权”的关系为总则，以“合宜”、“适度”为形式追求，以合乎德性之道为根本旨归，“中道”意义的这些构成性内容，在赋予它以具体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使之获得了浓郁的本体意味。而性善是孟子哲学本体论的要点，也是“中道”得以展开的基本依据和根本旨归。需要指出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一方面有着浓郁的先天既成色彩，但另一方面孟子同样非常强调后天的扩充善端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性善是先天的种子，而向善则是需要后天不断通过内心“至诚”的努力，使善端持续地向善扩充，以致成为“充盈”于天地间的“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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