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明显的例子是，一八九七年与德国公使谈判山东事件时，当他获悉德舰已进入胶州湾，立刻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达两道电文，命令山东巡抚不得先行挑衅，并训令驻柏林的中国公使与德国政府交涉。次日，再度电令山东巡抚不得“轻言决战，贻误大局”③。翁氏是执行此次妥协政策的主要（虽非唯一）人物，可由下列事实推断出来：当时清廷授权翁氏与德国驻北京公使谈判，那一天李鸿章也在总理衙门，却对此事毫无所知。翁氏谈到他在张荫桓的协助下，与德国公使所达成的协议时说：“此等语何忍出口，特欲弭巨祸，低颜俯就耳！”④
这儿，自然会发生一项问题：在一八八○年对俄交涉，一八九七年对德交涉之时，翁氏何以会改变他的排外态度呢？
一个简单的解释是：当翁氏与外人的接触越密切，知道了更多外国事务后，在外交上，便能采取较“现实”的观点。而且，当他自己负起参知大计的重任时，他才知道与列强交涉时太过急躁是不智的。不过，这种解释虽有几分道理，却不够完整。它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何以一八八○年以后十数年间，翁氏会成为“主战派”，并促成了中日冲突的加速爆发；也不能说明一八九七年翁氏为何处心积虑地要排除李鸿章。李鸿章是当时处理国际交涉最有经验的人，是个以妥协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老手，而在当时的局势下，也可能是最有帮助的人。翁氏承认，他所致力达成的初步交涉结果后来遭到李鸿章的极力破坏。就此话看来，李鸿章是不知此事的，且因被排除在外而深感不满。①
我们自然会从当时充斥于北京官场，而为翁氏所介入的党派斗争及私人恩怨中，找寻进一步的解释。一八八○年他对俄国采取妥协政策或许是为取悦恭亲王；同时，也是为击败他的政敌徐桐。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论断，但是一般的情势（详见下文）却有助于这个说法。一八九七年翁氏的行为可确切地追溯到他与李鸿章的失和。②中日甲午战争使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饱受士大夫的讥评，若非慈禧太后力加保护，他的官运可能就此断送。假若翁氏真有雄心取代李鸿章成为北京最有影响力的官僚，一八九五年后的几年似乎是翁氏实现此一雄心的最佳机会。要排挤李鸿章，最佳途径便是使他在应付外交事务方面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因此，翁氏亟欲利用山东事件（一八九七年）来打击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声望。不幸的是，虽有比翁氏更了解外交事务的张荫桓从旁协助，翁同龢还是弄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到最后，翁氏一手造成的外交残局仍是由李鸿章出面了结，更使翁氏遗憾不已。
因此，虽然翁氏基本上是排外的，但他在外交上并未维持一贯的态度，而视情况改变立场。他依据私人的利害来下判断，并未一贯地根据清廷的利益来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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