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上海郊区建设的经验总结，选取了19个具有代表性的农村，总结了它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的实践过程，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反映了集体经济的活力与长处，代表了一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本书收录了九星村、新曹杨集团、杨王村、太平村、瀛东村、东方村、界龙村、联西村、北管村等的先进经验。

　　中国市场第一村的主动城市化之路——闵行区九星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几十万个村和亿万农民都面临着新的历史性选择。一个村的盛衰兴败，取决于村的领导班子，而在村的领导班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班子的带头人。带头人对于道路、方向的把握，取决于他的境界与觉悟。带头人对于发展环境和机遇的把握，又取决于他的眼界与魄力。九星村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当地的穷村，在带头人吴恩福和村班子的带领下，走上了“以市兴村、强村富民”之路，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村办市场，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鲜活的案例。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地处上海西南部，隶属于闵行区七宝镇，村域面积1.06平方公里，19个村民组、1185户、4600名村民。村党委下设6个直属党支部，归口领导“两新”组织九星市场党委，下设8个党支部，共计14个党支部、433名党员，其中在职党员60名、老龄党员101名、市场党员272名，市场经商务工人员大25000多人，年交易额280亿元。
　　一个20多年前在全国63万个行政村中既普普通通又默默无闻的贫困村，一跃成为上海郊区的全国文明村、首富村和中国十大名村。而这一切正是在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十大杰出村官、九星村老书记、上海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恩福带领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成功找到“以市兴村、强村富民”和“市场化实现自主城市化道路”来实现的。这不仅改变了一个村庄的传统面貌，也使村民的生活形态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两种改变使九星从一个村变成市场，让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发展；从村民变成股民，让广大村民群众持续增收，创造了中国市场第一村的奇迹！同时，还生动展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广阔前景，而且深刻昭示了新农村建设同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有机融合的内在规律。

　　一、 顶住压力，知难而上，在逆境中走出一条主动城市化之路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九星村，从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村办企业一路走下来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面临着绝境：
　　1994年，原来整个村所有的5009亩土地，在上海的城市发展中，不断被政府征用，最后只剩下了1307亩。农业的产值低，人均耕地又少，靠农业已难以让九星村民富起来。而且一旦政府再征地，九星人就可能失去仅有的土地。征地后虽然政府给予安置息劳，但失地农民要融入城市生活却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一是就业难，失地农民缺乏技能，只能被安置在简单劳动岗位，待遇低，一旦企业改制减员，首先是这些征地工下岗失业；二是保障低，政府对征地农民提供的保障标准往往起点低，标准低；三是融入城市的生活难，尽管有了城市户口，但失地农民与城市文化往往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隔阂。
　　事实上那时候的九星已经无路可走，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常规模式，都无助于改变九星村的面貌。首先，随着种植成本的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严重背离成本的现象愈演愈烈，甚至一瓶矿泉水卖得比一斤油还贵，这就决定了农业的产业效益非常低，而且由于多次征地，九星村的农田基本上已被征完，剩下的都是仓库、厂房、宅基等用地，加上水利灌溉系统在内的农业设施都被破坏殆尽，已经失去复耕的可能性。作为传统的种植业地区，九星不得不放弃农业；其次，在市郊大部分村子以工业为发展选项的时候，九星村一无项目可以引进，二无资金可以运用，三无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所以如果九星继续搞村办工业，即使不说是死路一条，也难免前途黯淡，亏多盈少；在这两种形式下，九星还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转让土地的使用权，让开发商来搞开发，这样做村里可以马上得到一大笔收入，可问题是做完这种“一锤子买卖”，村民今后的生活靠什么？所以，也不能干这种“吃子孙饭、断后代路”的事。因此，办市场成了九星唯一的选择。
　　1992年7月，九星村成立了九星实业公司，这标志着村企分开，也使九星的集体经济从纯农转向了多种经营。公司成立后，九星村在原有的农业、副业之外，大力开拓对外合作的渠道，联营办厂，搞仓储，在“无工不富”的年代里，九星村通过联营的方式办起了30多家企业。办联营企业留下的遗产是从两个方面给九星带来长远影响：一是打破了原来封闭的格局，使九星人认识到只有走出去才会有更大的天地；二是拓宽了眼界和思路，从更大的视野范围来看自身的价值，寻找更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发展定位。这两点也决定了九星以后要走的道路。但是，在联营中，农方出土地、盖厂房、出劳力，工方出设备、出技术和负责销售。农方既不能参加经营，又不会计算产品的成本，也无法掌握产品的销售情况，通常是风险一肩担，盈利却见不到，甚至于有的企业还利用联营关系，拿农方的资产作为向银行的贷款抵押，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坏账就落到了农方头上。为此，到1994年，九星村已背上了1780万元的债务。原来的路走不下去了。
　　在这个危难时刻，镇党委研究决定，由原担任工业大队长的吴恩福担任九星村党支部书记。摆在吴恩福和村领导班子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还债，长远的是九星村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的问题。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根本没有像绝大多数的村那样，以出卖集体土地资产来偿还债务，让村民各自谋生，对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任何动摇。
　　吴恩福曾回忆道：“1994年，在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新一届村领导班子却在是否要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这个问题上，思想高度统一，毫不含糊。坦率地说，我们的这一信念并不完全源于理论上的认识有多深，而是更多的出自于我们自己身为农民的情感认知。”“农民文化少，进入市场化时代的竞争力普遍不强，如果没有人把他们组织起来，靠着他们自己跑单帮，其命运就难免如浮萍缺乏根基，如大海中的一艘小木船，风雨飘摇中随时都会有倾覆的危险，所以只有靠培育和壮大集体的力量，才能为他们提供遮风挡雨的屏障，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应该说，是对全体村民的责任感，对集体经济和农民创造力的自信心，使九星村坚持了集体经济的道路。
　　吴恩福刚上任时，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村里1700多万元的巨额债务，散了的人心要聚拢，村里的经济要振兴，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难，没有一项工作是轻松的。怎样当好这个村的书记呢？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给自己定了两条标准：一是要让群众满意，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九星的村民，对得起九星的子孙后代；二是要让领导放心，让组织放心，宁愿自己吃苦受累受委屈，也要千方百计把九星村朝着强村富民的路上领。
　　随后，吴恩福和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分析，九星村的土地经过多个单位征地，剩下的每个村民平均不足三分地，当时摆在九星人面前的出路有三条：一是继续发展村办企业，但由于缺乏技术、资金和人才的支撑，风险过大；二是保留传统特色发展农业，但地处大都市近郊这个特定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九星村在城市化浪潮中必然首当其冲，原有的农业设施所剩无几，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地下灌溉更是支离破碎，不可能再搞种植业；三是如当时在许多村常见的做法，出让土地引进房地产项目，获得眼前收益。九星处于大古美地区，是开发房地产的黄金地段，在房产开发这股潮流中，只要稍不留神，脚下的土地就会变成几个居民区。吴恩福清醒地认识到，这三条路都不可能走向富裕，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收益，但实际上是吃了子孙饭、断了后代路。当时吴恩福认定土地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是农民的命根子，无论是强村还是富民，都必须立足于仅剩的1307亩土地，寻找一种便于自主开发，自主管理，又有可能持续稳定地给村民带来财富的发展模式，让土地成为村民的致富之源。吴恩福和班子成员面对现实困难苦苦思索、苦苦寻求、苦苦探索。在区、镇两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抓住城市快速推进和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利用九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毅然实施产业转型，把经济发展的重心转向第三产业，走上了“以市兴村、强村富民”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道路。
　　在这个关键时刻，村领导班子作出的抉择是：要改变的是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式，而不是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必须顺应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潮流，放弃农业、收缩工业、发展第三产业，用办市场的方法，发挥区位优势，对接城市的发展，扬长避短，走一条新的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
　　回过头来看，九星村能取得今天的发展，关键是坚持了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靠的就是集体经济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在回顾九星村的发展历程时，老书记吴恩福深深感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有条件办成很多农民个人办不了的事，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形式进入市场，共同发展。
　　二是能够依托集体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幸福指数。
　　三是能够加强村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四是能够为村民解决就业，提供公共福利，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和谐稳定。
　　在最困难的时候，吴恩福和九星村领导班子作出的坚定不移地走集体经济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决定了从20世纪90年代起，九星村走上了与上海以及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

　　二、 用好土地，用好机遇，在实践中寻求市场化发展的新路径
　　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是土地。农民失去了土地，失去的不仅是生产资料，也等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和立足之地。九星村要找一条新的道路，首先也是要用好自己手里的土地，这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为此，九星村对于非农建设用地的使用确立了“五个不搞”原则：不搞土地使用权转让；不搞土地批租；不搞房地产开发这类一次性收益项目；不搞风险较大的工贸联营企业；不搞占地较多的农民别墅居住用地。
　　在使用土地的方式上，九星村找到的新路是“退一，收二，进三”，即退出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收缩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标志的第三产业。相比劳动强度大、产出低的农业，服务业则单位土地面积产出高，投入产出比也高，相比投入大、技术要求高、收益比较慢的工业项目，服务业不需要多大的投入，运作较为简单，见效快。这正符合九星村自由资金匮乏，又急需收入的状况。而九星村所处的城乡接合部区位，恰恰又具有办市场的优势。
　　从1995年起，九星在退出农业、收缩工业的同时，腾出部分土地陆续兴办了停车场、养鸭场、农贸市场，并拓宽虹莘路建成了商业一条街。这“三场一路”标志着九星人穷则思变的创业梦开始付诸实施，跨出了创业的第一步。迅速形成了“外三产，内工业，铺天盖地门面房”的新格局，走上了把一个村办成大市场的发展道路。搞起市场之后，九星人仅用19个月还清了历年积欠的1780万元债务。在九星与东风村合并后，又用9个月的时间还清了合并进来的800多万元新债，到1997年九星的经济实力已从全镇倒数第二变为全镇第一。
　　1998年以后，九星村办市场进入了快速扩大市场规模，不断完善市场管理的阶段。全村留下的1307亩非农建设用地，陆续形成了占地面积达10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逾80万平方米，商业用房15000多间的市场规模，云集了全国8000多户商家，经营着95个大类、10多万种商品，成为全国最大的村办市场。围绕着“规范经营”和“诚信建设”，把市场经营的每一个环节都纳入制度化轨道，“九星市场”很快就建立起良好的声誉。现在，在九星市场内经营的国内外知名品牌有805个，经营各类知名品牌的商家有2539户，占经营户总数45%。
　　从2004年起，九星市场的发展从外延的方式转向集约。按照“上档次，提品位，创新意”的指导思想，九星村注重优化市场布局，实施“一区一品，各具规模，强强聚合，片片特色”的调整，大幅度提升市场的业态水准，完善和丰富了“一站式”购物的商品结构。
　　从2008年起，为打破土地瓶颈的制约，九星开始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发展衍生产业，进行第二次创业，先后引入电子商务、物流、广告和旅游等行业，成立了九星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和九星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正在成为未来九星村新的支柱产业。
　　市场的繁荣发展使九星村经济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1998年至2014年的经济指标：农方可支配收入由2884万元增加到110097万元，增长了38倍；上缴税收由1145万元增加到41364万元，增长了36倍；净利润由1784万元增加到36154万元，增长了20倍，1307亩土地的平均亩产值达到84万元，收入突破11亿元，并创造了连续20年持续增长的业绩，位列中国经济百强村第五、中国名村影响力排行榜第五，曾经欠债1780万元的落后村蜕变成“中国市场第一村”。
　　从2003年起，九星村连续7年位居上海市综合实力百强村第一名，并相继被评为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十佳小康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经济十强村第五名、中国名村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村、中国市场第一村。九星集团公司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还获得中国百佳创新示范企业、上海市三优企业等荣誉。2012年6月，九星市场被国家工商总局评为全国诚信示范市场，村党委自2001年以来一直被评为上海市五好村党组织，市场党委是上海市“两新”组织“五好”党组织和党建工作示范点。吴恩福也荣幸地受到了李源潮、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上海市劳动模范，并被授予中国十大村官、中国功勋村官、中国农村改革30周年功勋人物等称号。
　　当然，在九星村用好自己的土地，办大市场道路的过程中，并不那么一帆风顺。其中有的阻力就来自本村的村民。
　　对于要办市场，刚开始大部分村民不理解，也不支持。一部分村民认为还是应该走“无工不富”的道路，村办企业能为村民增加就业渠道，只要控制联营企业的负债风险，就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因此还是主张搞村办企业。还有一些村民强调“无农不稳”，认为农民还是应该种田，“农民不种田还做啥？”在这种重大的选择面前，特别是要去经营从来没有做过的产业，农民保守的思维总是一下子难以摆脱，他们总是容易受限于他们的已有经验和所熟悉的事物，对于要去尝试从未做过的事，而且要把以后的命运都押在这种选择上，难免会心中无底，缺乏勇气。
　　另一次是在九星村的市场办起来之后，村里和村民的收入改善了，部分村民提出要求村里统一盖“别墅”，改善住房。虽然这种“别墅”只是外观像，因无统一的设施配套，并不能像真的别墅一样舒适，但一些先富起来的村为村民所盖的“农民新村”，对村民有很大的诱惑。但是，九星村的土地有限，如果把仅有的土地用到改善村民的房子上去，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和机会。
　　还有一次是在1998年，有7个生产队的土地被政府全部征用，这些队的村民一夜之间就成了失地农民。他们根据市政府的政策，要求把生产队撤了，把所有的集体资产和征地款分掉，一了百了。这种做法虽然符合政策，但这样一分，村民拿到的只是一次性收入，结果不仅削弱了九星村的集体经济，而且对这些村民来说，“撤队”就意味着断了与村之间的脐带，失去了今后来自村集体的保障。
　　在这几次阻力和风波面前，九星村的干部靠的是自己的胆识与远见，靠的是为全村、为群众考虑问题的真心，最终说服了这些不同意见的村民，避免了这些短视的选择，使九星村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通过办大市场，九星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 村级经济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利用集体的土地办市场，可以使九星村从有利于增强集体经济的实力，有利于维护和发展村民利益出发，进行自主发展。
　　2. 村民获得了充分的就业机会。随着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村民只要肯干，就有工作，为农民适应城市化转型创造了条件。
　　3. 农民利益有了稳固的保障。随着九星市场不断发展，村民收入和享受的各种福利也在逐步增长。
　　十多年来，九星村没有花国家的任何投入，也没有引进外来资本，而是通过选好发展方向，经营好自己的土地，使村民成为市场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又把新的收入投入新的经济发展、公益事业和对失地农民的保障上，营造了一方的稳定与和谐，实现了九星村民的共同富裕。

　　三、 多想群众，少想自己，在拼搏与奉献中团结队伍造福百姓
　　按照专家的统计，在全国63.1万个行政村中，2013年大约只有15900个村的集体经济经营收入超过100万元，仅占2.6%。集体经济的纯收入超过亿元的，全国大约只有十来个。对于这些村有人总觉得不可复制，其经验没有普遍性，因为第一，它们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主流经济体制的产物；第二，认为他们的成功依赖某种特殊的条件，如区位、资源、政策等等；第三，讲得最多的，认为这些村之所以能发展，主要是依赖于一个能人。
　　在中国国情下，发展得好的村级经济确实往往有能人经济的现象。这是由于大多数农民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偏保守，能力不强，有较强的从众心理。当富有开拓精神，又敢想敢干的能人出现，很容易得到群众的认同与拥护。但是作为村的集体经济能走多远，就不只取决于能人因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团队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吴恩福书记看来，一个村的发展，是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一个能人身上的。一个能人再强，也不可能三头六臂，也总会有自己的局限性。九星的发展不是追求百米冲刺，而是要像马拉松那样持久地跑下去。这就必须依靠一群能人，能够一代一代地跑接力赛。九星村的经验一是抓村领导班子的队伍建设，二是抓村的制度建设。
　　“村官”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干部群体。他们不属于国家的干部序列，不享有任何行政级别，也不掌握什么行政资源。村官的合法性来自村民的信任和上级的支持，来自对自己责任的履行。今天村官的责任何在？九星村的村官把带领群众致富看作最大的责任。在他们看来，农民要致富，很大程度上又并不完全取决于客观条件，而村干部的思路、魄力和他们所起的带头作用，往往是改变一个村庄面貌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对农民来说，村一级集体是他们最能依靠的组织，村干部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关最为紧密的人。一个能对村民负责的村干部，就可以带领大家走出贫困奔向富裕；反之一个对村民不负责任的村干部，就会置村民利益于不顾，或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或瞎干蛮干一事无成，更有甚者还背着村民倒卖土地中饱私囊。
　　维护好和发展好村民的利益，理所当然地是村干部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也是村民的希望所托、生活所盼。村官就是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农民利益的贴心人。说到底，无论面对压力，还是面对诱惑，无论是甘冒风险迎着困难上，还是沉得住气不为眼前利益所动，其实都取决于群众的利益在“村官”心里分量究竟有多重，取决于一个村官究竟是唯上还是唯实，究竟是为己还是为民的价值取向。
　　吴恩福书记上任后，　对村里的党员干部提出“三个过硬”的要求：一是思想政治素质过硬，待人要乐意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待己要廉洁奉公，甘于放弃自己的利益；二是工作作风要过硬，不讲套话、大话和假话而习惯说实话，不讲排场不重形式而重内容重实效，密切联系群众；三是工作本领过硬，要根据新的发展要求增强自己的学习和锻炼，要结合自己的职责掌握和运用各种新的技能，使自己的工作水平不断提高。“三个过硬”，也体现在对干部所要求的“对工作一丝不苟，对管理一身是胆，对自己一尘不染，对群众一往深情”上。这也成为九星村提拔干部的标准。正是这样一种干部标准，为九星打造出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干部队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各自的作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形成合力，支撑着九星的各项事业。
　　2010年，上级批准九星村建立党委。九星村党委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党委会工作制度，包括：《党委议事规则》规定党委议事原则、议事内容、议事形式、议事程序；《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规定每月安排中心组学习；《村党支部书记例会制度》加强基层支部的建设；《党支部严格党内生活制度》规定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党课进行的办法；《党员密切联系群众制度》规定党员联系群众的方式、内容和要求。在九星村，党的组织活动不仅保证了村内各项工作的进行，也成为队伍建设的保证。
　　九星村的另一条经验是注重制度建设。在村的发展中，既要使各项事业得到发展，又要防止腐败和浪费，并能让广大村民参与，受到他们的监督，九星村建立起三项制度：
　　1. 五本台账。自2008年起，九星村建立资产、土地、社会事业、综合治理和村民动迁五本台账。这五本台账涵盖了一个村的全部经济活动和村务事项，通过台账的形式记录在案，完整地把全村家底亮给群众，也便于监督和追责。
　　2. 五堂会审。在大发展期间，九星村的建设项目多，最多的时候全村大大小小有128个工程队在村里同时施工。怎样对基建项目进行监督，是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九星村对基建项目设立工程招标、质量监理、材料摸价、验收结算、审计复核五个职责独立的工作小组，每项工程的每道环节都由村干部、财务、质监、验收、结算人员进行全过程“会审”，既在源头上防止了腐败，又在进程中控制了成本和质量。
　　3. 双向参会。在完成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后，九星村实现了村级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的分离，以利于村级组织和村集体经济企业更好地开展工作。在村级组织与村集体经济分离后带来的新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实现村务公开、企务公开，让村民和企业的持股者都可以进行监督。九星村建立的制度是在村民代表大会上让股东代表列席，进行双向交叉参会，体现出“村里的事让村民知道、让村民作主、让村民监督、让村民满意”的宗旨，把和群众有关的一切都放到阳光下运作。
　　九星村的这三项制度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办市场、大发展中如何实现村民自治、村务公开、企务公开的问题，在保证了九星村顺利发展的同时，也创新了新的条件下的群众基层自治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