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个民族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相互间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从史学史的专业角度出发，笔者对中国史学中日本研究问题的兴趣日益浓厚。怀揣鄙陋之见求教于两位授业恩师。乔治忠先生从其大作《环球凉热——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出发，嘱以从中国历代域外载记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孙卫国先生则从大作《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出发，启发以“从中国看周边”的思路着手，从文化交涉学和心态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在两位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之下，笔者开始逐渐深入和扎根于此领域之中。在乔先生、孙先生的关心和帮助之下，笔者于2008年9月作为南开大学与爱知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身份负笈东瀛。在日本学习期间，笔者收集了大量的相关研究资料，了解了日本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爱知大学受教于日中关系史研究专家马场毅教授，使我对中日关系史产生了的认识。同时在选修马场先生的研究演习课时，笔者即把*近的研究心得发表出来，得到了先生认真的指导和中肯的批评意见，获得了很多的启发。除此之外，笔者留日一年更重要的收获是有了亲身体验的机会，可以跨越时空与先贤对话，体味异域文化的别样感受。这种对异域文化的体察和认识，更加有助于自己对明清时期先贤们的日本研究的深刻认知。
　　中国古籍中关于日本的*早记载要从《山海经》开始，以后历代史书中关于日本的记载逐渐丰富起来。其中主要以正史中的记载为主，共计有十四种十五篇专传对日本进行了研究。而日本研究的高潮则以明朝为发端，标志就是薛俊《日本考略》的出版。虽然此书篇幅不大，研究也不够深入，但这毕竟是中国现存的第1部专门研究日本的史书，其历史地位应该得到彰显。而随着明代倭患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抗倭援朝战争的展开，大量研究日本的史籍不断地涌现，甚至出现了众多以御倭为军事目的的专书，而一时学界的著述巾也纷纷针对倭寇问题发表看法。明亡清兴以后，对日本的研究也渐渐转入低潮。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日关系开始逐渐紧张。中国日益落后和被宰割的局面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蒸蒸日上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清朝又逐渐兴起了研究日本的高潮。特别是两国交往不断密切以后，大批中国人赴日，亲自调查和了解日本。其中既有清朝驻日外交官，也有政府派出的考察官员，还有公费或自费的留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编纂完成了专门研究日本的史籍。清朝日本研究的高峰无疑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中国传统史学十分发达，但主要是对本国历史的记载，并不十分重视对外国历史的编纂。类似明清时期这种出现大量日本研究史籍的现象显得极为罕见，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任何其他国家的研究从来没有像对日本的研究这样重视，可见探讨这一史学现象显得极为重要，而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

　　《廊师研究文库：明清日本研究史籍探研》：
　　继《史记》之后的历代正史中，都延续了这种记载域外的传统。班固的《汉书》中设立了《西域传》，在两卷的篇幅里分别记叙了五十一个西域小国的情况。在认识的广度和程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司马迁的时代。班固在变通史为断代史的同时，也把探求域外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后汉书》中又增加了对西羌、乌桓和鲜卑的记载，特别是《西域传》中记载了大秦的情况，这是关于中国与欧洲直接往来的最早记录。这也说明那时中国史家的目光已经开始关注欧罗巴的情况。《三国志·魏书》中的《倭人传》是关于日本的最早的专篇记载，它也成为探研日本历史的最基本史料依据。
　　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南北对峙分裂的状态，此时产生了三部正史《宋书》《南齐书》和《魏书》。由于此时南北分裂的特殊政治局面，所以在《宋书》和《南齐书》中记北朝史事为《索虏传》和《魏虏传》，而在《魏书》中则记南朝史事为《岛夷传》。但这只是当时政权对立形势在史学中的反映，并不是对于域外的认识。这三部正史中也都有关于域外记载的篇章。《宋书》中的《夷蛮传》描述了南朝所知的数十个域外小国的情况。《南齐书》虽然部头不大，但是也有专门记载域外史事的蛮夷传。与南朝两部正史不同的是，《魏书》对于域外的记载主要侧重于和北部中国相接壤的地区，特别是关于西域的认识，又把《汉书》和《后汉书》以来的史事记载向前推进了一步。
　　隋唐时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唐朝成为世界性的大帝国，而在史学上纂修的八部正史更是影响深远。作为统一王朝的唐代，在对南北朝的认识上自然与以前不同，基本采用对等政权的眼光来看待。在由《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组成的“五代史”中已经不见了“索虏”和“岛夷”这样的称呼。在对域外的记载上，已经打破了南北的地域限隔。如《梁书》就记载了“海南诸国”“东夷”和“西北诸戎”这样四方域外的情况，《周书》的《异域传》也把视野放大到了东西南北四面的地区。在这种对异域认识的基础上，并且结合隋朝统一的形势，所以《隋书》就总括为《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篇传记。在随后由唐太宗主持下纂修的《晋书》中，基本沿用《隋书》的思路，把域外传记分成四个方向来书写。这也反映了唐朝以自身为天下中心的思想，其所言“殊风异俗，所未能详。故采其可知者，为之传云”，就是对域外探求之史学书写的极好写照。其后由李延寿完成的《南史》《北史》，基本是站在唐朝统一的立场上看待南北朝，所以为南北八朝各立本纪。而在域外载记的内容上基本都是来源于八部皇朝史，分为南北两部分叙述。其中共同记载的如“百济”“新罗”“倭国”等传记，都于《南史》中说明“事详《北史》”而省略先朝故事，只记和南朝相关的史事。南五代时后晋所纂修的反映唐朝历史的《旧唐书》，主要依据唐朝的国史、实录修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其在域外载记的分类上完全和《隋书》一样，分成四个部分，这也基本反映了唐代对周边的认识和态度。只是关于日本的记载上分为了《倭国》和《日本》两篇传记，反映了日本国号变更的情况，和前史相比是对于日本认识的一种进步。
　　宋朝国力较弱，疆域不广，但是和外部的交流有所扩大，对于域外的认识也有进步。在《旧五代史》中设立了《外国列传》，把契丹、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放在其中加以记载，这也是宋朝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实在历史书写中的反映。其后由欧阳修改纂而成的《新五代史》，主要追求“春秋笔法”和文字简洁。关于域外的部分集中在《四夷附录》三卷，这也是其对夷狄“得之未必有利，失之有足为患”这种认识在史学书写上的反映。虽然其书篇帙求短、文字尚简，但是仍然需要保留域外载记的部分。在完成此书后，欧阳修又主持编纂了《新唐书》。《新唐书》仍然体现了欧阳修的撰述精神，但是在域外记载上改变了《旧唐书》的格局，不仅称呼上有了变化，如改“西戎”为“西域”，还扩展了域外记载的范围，如在《东夷传》中增加了对“流鬼”的记载。
　　……

前言
一、研究之旨趣
二、学术史的回顾

第一章 明清以前史学中的日本研究
第一节 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
一、中日关系史的分期
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正史中的日本研究
一、中国史学域外探求的传统
二、历代正史中的日本传记
三、正史之外的日本研究
小结

第二章 明代日本研究的勃兴与《日本考略》
第一节 明日关系发展及日本研究兴起
一、明代的中日关系
二、明代日本研究的新变化
三、明代日本研究的推动因素
第二节 薛俊及其《日本考略》
一、最早以“日本”为名的专书
二、薛俊与《日本考略》的成书背景
三、《日本考略》的版本与内容
第三节 《日本考略》的史学价值

第三章 明代日本研究史籍分析
第一节 郑舜功及其《日本一鉴》
一、郑舜功赴日与《日本一鉴》的完成
二、《日本一鉴》的写作意图与基本内容
三、《日本一鉴》的研究方法与思想特色
第二节 《日本风土记》与《日本考》
一、《日本风土记》与《日本考》之关系
二、《日本考》（《日本风土记》）的日本研究
第三节 明代日本研究史籍的特点

第四章 清朝前期的日本研究
第一节 清日关系的演变与日本研究的三个阶段
一、清日关系的演变
二、清代日本研究的三个阶段
第二节 以长崎为中心的日本研究
一、三部史籍的作者及成书
二、围绕长崎贸易的日本研究
三、三部史籍的研究特点及影响
……

第五章 明治维新与清朝日本研究史籍的大量涌现
第六章 甲午战后的日本研究史籍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