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费奇》：
1938年1月1日，一大早，爆竹声就开始响起来了。“新年好”的词儿在人们的嘴边消失了，人们只说“祝愿平安”。乔治·费奇等人为自己放了假，这是自安全区投入运营以来的第一次休假。中午，平仓巷3号的单身汉们举办新年宴会，乔治·费奇力邀约翰·马吉、福斯特参加，并亲自驾车前往迎接。宴会的饭菜很可口，马吉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这么美味的食物了。宴会即将结束之时，有人从马吉的住处前来报信，说有两个日本兵在珞珈路找女人，乔治·费奇立即开车，带着马吉与福斯特前往援救。乔治·费奇加大油门，将车开得飞快，但还是晚了，在他们到达之前，有一名妇女已被强暴，另外一名因为反抗被打成重伤。乔治·费奇满怀愧疚地将两名受伤的妇女送往鼓楼医院治疗，他知道马吉和福斯特可能永远不会原谅他，自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马吉和福斯特就没有离开过他们的住处，没有让他们保护的难民单独待过一分钟！1938年1月2日是一个星期天。上午，乔治·费奇与史迈士博士走访了北平路64号和69号的房子，为的是查实12月31日下午从这两处被拉走的姑娘是否已被送回。人们确认，这些姑娘没有返回。下午3时，乔治·费奇和施佩林接到报告后前往宁海路13号的住宅，4个日本士兵闯进那里企图抢掠和奸污妇女。当这些日本士兵看到施佩林先生戴着黑色卐字样的臂章时，便喊着“德国人，德国人”跑开了。下午4时30分，乔治·费奇等人前往教堂，参加由麦卡伦主持的礼拜。从1937年12月初安全区正式运营以来，搁置了4个星期的礼拜重新恢复。乔治·费奇心中一直在祈祷：上帝慈悲，救救苦难的民众吧！1月2日晚上7时，史迈士博士带来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方委员许传音给乔治·费奇的便条：刘培坤（音译）因保护自己的妻子免遭一个日本士兵强奸，而在今天下午约4时30分遭该士兵枪杀。
因为我们邻近的房屋被日本士兵占据，我们的住处现在挤满了逃来的妇女。我给施佩林先生写过信，请他立刻到我们这儿来，留在这儿保护我们。要是施佩林走不开，您是不是能派另一名外国人留在宁海路5号保护我们？接到便条·乔治·费奇带着史迈士立即驱车前往拉贝的住处，建议仍然让施佩林当晚去宁海路值班。
毫无疑问，对付到处游荡的醉醺醺的日本兵，德国人效果最好。得到拉贝首肯后，乔治·费奇与史迈士继续驱车，寻找施佩林。
安全区成立的初衷主要是应对中国军队撤退、日本军队尚未进入的权力真空状态，“本会原冀近城战事告终之后，难民即可遄返故居，而本会责任亦不久即可完了”。原来设想的安全区存续时间很短，但是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西方人士的设想，其运营管理方面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1937年12月初，南京市政当局向安全区移交了400名警察，负责社会治安，“由警厅抽调各局一部分员警，组织难民区警卫组，并由唐司令长官令派第六警察局长任建鹏兼警卫长，劝令留京之市民迁入难民区，四周均派遣警卫，并选派消防队警担任救护，以策安全”。在12月11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史迈士发布了一条趣闻，警察抓到了一个小偷，虽然最后不了了之，“我们先判处这个小偷死刑，然后减刑为24小时拘役，后因没有拘留所，又将其释放”。这也说明，直到南京沦陷，警察仍然继续履行着职责。
当日军逼近城垣，难民纷纷涌入安全区，仅靠着装警察不可能完成安全区的警务工作，况且，有的警察因为恐惧与害怕，脱下警服离开了岗位。13日下午，国际委员会临时组织了一批志愿警察，既不穿着警察制服，也不拥有任何武器，仅佩带安全区的臂章，承担一些临时工作，例如帮助维持秩序，做一些清扫工作，提供急救等。在此之前，安全区卫生委员会集中了四百名工人，从事街道清洗、人口密集处厕所之建筑与管理以及收容所内垃圾之扫除。
日军进城之后，根本不承认安全区的合法地位，还将相当多的着装警察包括一些志愿警察拖走杀害，5名清洁工在沦陷之初也被抓走杀害。日军的凶残野蛮，使原先正常的秩序难以维系。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自古以来，每逢战乱，社会失范，泥沙俱下。固然，安全区的大部分民众安分守己，获得了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广泛赞誉，但是，在一些难民收容所也相继出现烟鬼、赌徒以及各种各样的坏人，甚至还出现了日军的帮凶。对此，深谙中国国情的乔治·费奇并不惊讶。1937年12月22日下午，一个败类领着日本兵去安全区总部对面搜寻姑娘，中国人恨不得把他撕碎，乔治·费奇则让他藏身于地下室过夜。这些无赖给管理者带来无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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