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亨利·基辛格曾说过一句名言：“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改革发展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日益多样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更加迫切，如何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家仍将面对和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第一节粮食安全新形势
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实现“十二连增”，但困扰我国农业的四大难题依然存在，其主要体现为：“生态”效应——生态环境已亮起红灯；“地板”效应——农产品成本上升过快；“天花板”效应——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已全线赶超国际；“黄线”效应——我国入世承诺的“黄箱政策”补贴已无法增加。
一、粮食生产资源过度消耗，种植意愿不断减弱
中国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干旱和严重缺水成为限制我国大部分地区农业发展的瓶颈，13个粮食主产省中，北方有7个，南方有6个，20世纪90年代初，南北方粮食产量几乎相同，随着发展渐渐出现南弱北强的势态，如今，北方粮食产量已远高于南方，但北方粮食产能的提高是以超限利用河流和地下水为代价的，虽然国家希望通过“南水北调”解决该问题，但这样做可能会因水资源的过度需求导致环境的不可逆恶化。耕地资源短缺问题也日益突出，2013年土地政策改革，使大量北方黑户土地浮出水面，尽管当年粮食产量“10连增”且总量突破了6亿吨大关，但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却不得不更加重视狠抓粮食生产，因为未来靠土地面积增加而提高粮食产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城镇化的推进又占用了太多土地资源。此外，我国70%的土地受到了污染，化肥的过量使用也导致了土壤板结，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98年至2012年全国耕地面积年均减少近1 000万亩1亩≈667平方米，全书同。
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目前，部分地区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造成很多原本用来种粮的土地荒地化，抑或改种其他收益更好的经济作物，导致粮食播种面积急剧下降，尤其是南方很多地区此现象更为严重；还有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对粮食生产有所放松，只重视工业发展，忽略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某些地区粮食安全意识薄弱，主动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不高；更有地区在连年丰收喜人形势下对粮食生产放松了警惕，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部分地区粮食的播种面积减少状况。农民种粮积极性逐渐减弱，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青壮劳动力没有人愿意种粮，此外，农村普遍缺乏有知识的劳动力，甚至在很多农村粮食产业已变为副业，由于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连年下降，经济作物种植的吸引力逐渐增加，某些地区粮食生产出现了“妇女化”“老龄化”“副业化”和“兼业化”的四大特点。
二、粮食需求数量刚性增长，质量要求不断提升
现如今,我国正在整体迈向全面小康阶段，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促使食物结构不断改善，尤其是畜产品将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粮食需求将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肉、蛋、奶、水产消费增长速度更快，每年我国都要进口大量的肉类食物以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这种现象表明，未来我国粮食生产特别是饲料粮的生产需要逐步提升，才可以满足居民对肉类的需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食物质量的评判标准日益升高。过去我们提到粮食安全，更多的是强调数量安全，而较少有人担心生产出来的粮食质量有问题，对人身体健康有害。在片面追求粮食产量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加大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直接结果是粮食产量上去了，质量却下来了；长久以来工业污染积累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粮食生产的环境也遭到污染，导致粮食质量、粮食安全的各项指标不合格。甚至因为粮食质量安全的不确定性，会引发一些社会矛盾。2013年，长沙“铬大米”被退回，安徽的部分小麦由于真菌超标无法出库，均给国人敲响粮食质量安全的警钟。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将食品安全纳入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概念中，这是一个全新的转变，体现了党中央立志要把农产品质量抓好，以严谨的标准、严格的监管、严肃的问责和严厉的处罚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的决心。
三、粮食国内价格赶超国际，全球影响不断加深
粮食贸易方面，国内粮食价格已全面超越国际粮食价格。从品种看,稻谷作为主要口粮，产需缺口较大，但在库存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小麦产需基本平衡，但维持平衡的压力不断加大；玉米相对过剩、库存比例大，可供宏观调控的有效库存明显不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口的数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了世贸组织统计中的农产品进口第一大国。尤其是在2012年，我国谷物产量九连增，但谷物由净出口产品转变为了净进口产品，开创了21世纪以来历史新高，进口量虽只有国内消费量的2%，却为国内粮食安全敲响了警钟。2013年，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透露，中国已超越埃及成为全球小麦最大进口国，进口量达到650万吨；同期，中国又超越尼日利亚，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进口量达到300万吨。粮食结构性需求调整可以通过贸易解决，然而粮食进口的同时，国内市场的价格受国际粮价传导的影响，导致国内粮价不断上涨。例如，2012年年初，南美遭受了罕见的旱灾，而北美也在一年内相继遭旱，给当年全球粮食供应格局带来了彻底的改变，助推了当年全球粮价的上涨，迫使全球最大玉米出口国——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玉米来满足国内需求。此外，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多次遭遇旱灾，这对小麦的供应产生了致命的影响，特别是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在全球小麦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大约占世界出口每年总额20%），一旦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粮食产量减少，则会造成世界性的粮食供给模式变化，持续多年的全球粮油供求平衡就会被打破，全球粮食供需形势将会异常紧张，国际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与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形成的剪刀差，将会进一步增加我国粮食出口，这将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四、粮食面临复杂国际形势，国内重视不断加强
从外部环境考虑。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高，国际上许多国家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南海争端、钓鱼岛事件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使得我们要更加重视粮食安全的基础性地位。一方面，一些国家利用其产品的竞争优势排挤中国贸易的进入，抑或通过提高检验检疫标准对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形成“绿色壁垒”，结果是直接削减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我国多种农产品虽然产量居世界第一，但是出口额仅占世界市场的32%，进口额比例也是非常小，导致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没有领导权，在生产领域话语权很小，消费领域只能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相反，发达国家利用其金融、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使得我们在本应具有很大主导权的产品上也失去了主导优势。再次，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我国还要承受来自国际上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各种压力。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一方面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利润空间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自2004年开始，中央已经连续12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在“三农”主题上，有效保障了我国粮食安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给我国农村巨大变化指明了方向。其中，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篇第一节就谈到要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并从抓紧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合理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强化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监管五个方面明确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可见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但不可否认的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相关政策法规还不够完善。
第二节国内外研究现状
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会随着形势转变而不断更新发展，粮食安全理论便是如此。毫无疑问，从20世纪70年代粮食安全概念诞生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注，国内外对其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本文拟从粮食生产、粮食消费、粮食贸易和粮食政策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粮食安全研究进行详细梳理。
一、粮食生产的安全研究
（一）粮食生产重要性研究
1996年中国政府颁布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规定了衡量我国粮食安全的首要标准：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该标准高于国际上通用标准5个百分点，表明了我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主要依靠国内粮食生产的决心。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粮食安全问题，提出了长期坚持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方针——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我们自己手中，即中国人的饭碗里要装中国人自己的米，理由如下。
中国的国情决定粮食生产必须要靠自己。目前，我国人口超过13亿，占世界人口的22%，中国人的粮食必须主要由中国人自己生产，如果我们放弃“国内生产为主”的粮食战略，很难预料未来我国乃至世界粮食贸易和市场格局将会怎样被改写，我国将很容易受控于他国，也就无法谈及自我的发展与强大（黄璜，2010；魏文章，2010）。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自给率需要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国家规模越大，依靠国外进口粮食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也就越大（高淑桃，2010；肖国安，2009）。面对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日益增多的弃耕改种现象，每况愈下的资源环境，频发的自然灾害（翁贞林，2013；陈莉，2009；曲凌夫，2006；黄明洲，2001），确保粮食供给，尤其是粮食自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国际市场形势复杂多变，决定粮食生产必须要靠自己。有历史资料记载，1972年，自然灾害席卷全球造成了世界粮食减产，许多国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发生了史上罕见的饥荒，此后前苏联为避免发生粮食危机，大量进口粮食，直接导致国际市场粮价猛涨，国际粮食贸易量大幅度增加，全世界粮食进口国的粮食库存也跌到谷底，由此引发了全球农产品价格全面上涨（李劲松，2014）；2008年，全球小麦和大米库存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加之同期灾害性气候严重，粮食减产预期强烈，全球对粮食供给持悲观态度，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粮价恐慌性上涨，致使缺粮国面临危机，许多依靠进口粮食维生的国家出现动荡（李丰，2011；陈晓群，2009）；2012年，南美遭受严重旱灾，大豆大幅度减产，加之美国中西部地区遭受罕见的干旱和高温双重灾害，致使美国粮食产区90%以上出现不同程度的灾害影响，美国玉米和大豆大幅度减产，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俄罗斯等黑海地区国家由于受到旱灾影响，小麦等谷物减产较大，引起全球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引发全球的粮食危机担忧（赵闰，2013；傅芳芳，2013；苏瑞娜，2013），面临如此多变的国际粮食市场，粮食供给必须主要立足国内生产。
国外其他国家的经验决定粮食生产必须要靠自己。根据韩国2008年出台的粮食自给率报告，法国、捷克、匈牙利、德国、斯洛伐克等13个国家的自给率均超过100%，其中，法国的粮食自给率最高已达到329%，粮食产量远多于消费量。由世界粮食自给率（图1-1）可知，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粮食自给率均保持在90%以上的水平，且国家的发展水平与粮食自给率也在极大程度上呈现正相关关系（陈百明，2005）；其他国家粮食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对我国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说明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各国的行为方式趋同，具有”传染效应”的特点（郭燕枝，2008；张晴，2005；柯炳生，2006）。
（二）粮食产能保障研究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如何能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放松国内粮食生产，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回顾以往研究，发现确保粮食产能的出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保粮食生产长期稳定，需要政府持之以恒的大力支持。从国内外粮食生产实践研究和已有参考文献进展来看，粮食产能长期保持稳定发展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李慧燕，2012；Heerink，2007；Sun，2006）。政府对粮食生产支持手段的选择决定了国家粮食生产的现状和发展趋势（Chen，2013；韩喜平，2007）。目前，国内外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政策包括降低或减免农业税、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对粮食实行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对更新和购置农机具给予补贴、对良种进行补贴、改进和新修农田水利、严格保护粮田制度、完善种粮科技推广体系、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加大对种粮大户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完善粮食储备制度等（He，2013；Dai，2013；Yu，2010；欧胜彬，2012；张勇，2011）。在农业补贴方面，国外开展得比较早，以欧盟为例，为保障粮食安全，采用“目标价格”“门槛价格”和“干预价格”等一整套严密、精细的价格干预机制，随着粮食安全现状的改善，为抑制国内粮食供过于求和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欧盟开始减少价格支持政策，转而直接给农民补贴（张勇，2011；Brooks，2014）。我国2005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价格补贴和支持政策，如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良田补贴等，可以说极大的改善了我国农民的种粮条件（Huang，2013；侯石安，2008；张领先，2006；蔡派，2007）。
第二，确保粮食产能稳定提升，需要科学技术和管理支撑。从以往的研究可以发现，先进技术和高效管理对于粮食生产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相互转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廖海敏，2004；孔令聪，2006），部分学者过高估计了制度演化对农业生产贡献，而事实上，科技和管理手段应该得到不断的提升（张社梅，2011；张长青，2011；康洪灿，2011）。研究也表明，我国科技水平和管理效率较过去已有较大提高，但与国外高产国家相比，科技水平和管理手段还处于不发达阶段（何春花，2009）。从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贡献率仅为27%～35%，而发达国家已达到了60％～80%，分别来看，我国农田灌溉设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其中，英国、罗马尼亚、奥地利、法国、瑞典等国家的喷微灌面积已超过80%以上，美俄均已超过40%，以色列灌溉面积中有2/3是微灌，其余为喷灌，大大提高了农作物吸水效率，而我国喷灌面积仅为灌溉面积的14%；在化肥利用率方面，我国是30%到35%之间，而发达国家已达到60%以上；在农业机械化程度方面，发达国家以实现全面机械化水平，而我国机耕率为53%，机播率为27%，机收率仅为14%；在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方面，我国也至少落后了10～15年的时间；农业计算机应用水平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平均相差20年的时间（Ali，2008；邓琨，2013）。
第三，确保粮食可持续生产，需要完善的土地制度和规模经营。土地制度差异会导致粮食生产的成本收益预期不同，直接影响农户的种植选择（Wasige，2013；Osabuohien，2014）。从已有研究看，我国土地制度的改革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徐建强，2012），尤其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符合我国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在1978—1984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中，有48%的贡献率来自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侯胜鹏，2009）。改革开放后，在我国粮食生产力稳步提高的同时，家庭农户粮食生产规模小，生产能力低，长期平均成本难以降低的弊端限制了我国粮食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金军，2010；郑邦良，2008）。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加拿大等粮食生产大国，均采用了集约经营的规模化管理方式。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国际高产国家水平，一些学者建议在坚守耕地红线，坚持土地用途和性质不被改变的原则下，加快土地流转，防止耕地抛荒（卢新海，2010；颜玉华，2011；刘晓峰，2013），通过规模经营实现粮食生产的比较优势（钱贵霞，2005；姜法芹，2010；Ta，2006；German，2013），规模经营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应用，可以通过组成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织、发展龙头企业等方式，解决土地农户分散化的问题，提高农业现代化应用与粮食生产的水平，降低农民种粮的长期成本，提高劳动效率，提升农户利益诉求能力，增加粮食生产利润水平（魏剑锋，2009；许锦英，2010；Jiang，2013）。值得一提的是，针对当前我国土地政策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王海林，2008；林旭，2009；石婷婷，2010；朱忠贵，2010），2013年，我国出台了新土地政策，对土地流转等内容做出了全新的规定，可以预计此次新一轮土地改革必将对我国粮食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保障粮食供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各国政府、科研工作者等采用各种方式提高本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除了以上方法之外，一些学者主张通过精细化的物质投入和劳动投入增加粮食产出水平，增加投入的边际收益率（梁子谦，2006；步兰兰，2010）；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完善我国信贷投资、金融保险手段，增加农户投资粮食生产的能力，增强农户抵抗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提升农户种粮的投资热情（曾恩华，2009）；还有部分学者主张通过采用转基因技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朱祯，2010）。除极个别专家外，大部分学者均强调本国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主张我国的粮食供给要依靠本国的力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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