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义访谈录/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丛书》：
他的吴侬软语，首先暴露了他的江南人身份。他的第一位太太是苏州人，第二位太太凌子也是苏州人。凌子曾经是电台主持人，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他却乡音未改，讲的是“苏州普通话”，他就自嘲说，在她而前他不敢讲普通话，怕她笑话。所以得知我来自苏州，听他说话无障碍，普通话也不见得标准，一定是松了口气，也就很放松，很亲切。他的画室宽敞明亮，挂满了画，堆满了纸和笔，却纹丝不乱；他的地下室摆放着多年来收藏的各种雕塑，美观整齐，有强烈的形式感；他的居所如同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白色的大理石，白色的沙发，白色的墙壁，黑色的家具，黑色的钢琴，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由师友们赠送的珍贵书画，那份书卷气，那份干净整洁，洋溢着的是我熟悉的江南人家淡泊雅致的气息。
访谈时，他坐在我对面，一件或黑或白的T恤，一条洗白的靛蓝色牛仔裤直抵脚背，儒雅而不失潇洒。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地浓密，垂及肩头，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时而蓬松，时而逆立，时而耷拉，有常人所想象的那种艺术家范儿。他额头开阔明亮，双眉浓烈，似卧蚕横亘，柔中有刚。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力量，但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区别，平时又细小又深陷，流露出温和亲切之感，兴奋或愤怒时那亮光在眼眶中旋转、燃烧，奇妙地反映出主人真正的思想和真实的喜怒哀乐。嘴巴富有表现力，上唇常有比下唇前突的倾向，一口坚实洁白的牙齿大多数时候闪耀着，这使得他仿佛一直在微笑中，从而传递出非同一般的感染力；只有在他沉思时，眼神和表情才放松地表现出淡淡的忧郁。
他温和细心，敏感多情，甚至慈悲为怀。1983年，他捐资三千元给自己就读的马医科小学，起因只是看到学校的木楼梯年久失修有了裂缝，生怕孩子们玩耍时不慎伤了腿脚。他收藏了在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时，自己创作的课堂内外的习作、老师上课示范的作品、同学之间互送的作品以及课程表、成绩单，他打算整理出来后，全部送给自己的母校，作为校史资料。他对色彩的那种强烈感受常常令我吃惊，比如，五十多年过去了，他还记得吴?木老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时穿着白衬衫，记得小学美术比赛获奖证书的红色纸张，记得初到旧金山接他的是辆蓝色的车……在他的讲述中有关色彩的表达无处不在。在论及那些令自己记忆犹新的往事时，他经常使用的表述语式是“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感激得不得了”，“我开心得要死”，“我绝望得要命”……他晚年得一女，小名亦心，年方三岁，活泼可爱赛天使，她穿着红裙子在他宽大的怀里活蹦乱跳撒娇时，他的笑容犹如能容天下的大佛。他给她喂饭、系鞋带，让她在宽大的画桌上乱涂乱抹，给她拍无数精妙绝伦的照片。在他七十一岁的生日聚会上，他告诉我：“我最怕过生日了，一过生日，我就紧张。女儿那么小，我要陪着她长大。”他还说：“每天画画，时间就在一张一张画中流逝掉了。如果我能看到女儿结婚，我就开心了。”面对无法回避的年岁增长和惹人爱怜的女儿，我仿佛能触摸到他时时涌动、共生共长、此起彼伏的焦虑和幸福。
画画，是取之不竭的快乐之源 1943年，他生于苏州邻近观前街的马医科巷一座小楼上。父亲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小业主，开有一家毛笔店，爱好戏剧，复旦大学肄业生。母亲是苏州城里一家杂货店店主的女儿，受过教育，外柔内刚。一开始，人生于他显得衣食无忧、自由自在，没有人强迫他去做什么，没有人指待他日后光宗耀祖，他享受着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学会用毛笔涂鸦去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不像其他小孩子那样喜欢往外跑，玩各种游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画画，对着天井里几块破旧的假山石画，对着花草画，对着斑驳的旧墙画，实在没有可画的了，就画个柜子、凳子。他说：“很多时候，我就像神经病一样的，把我爸爸不知道从哪里弄回来的毛边纸钉在墙上，在上面乱画，画自己想象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小桥，假山，水的倒影，鱼在上面游等等。”他在家门口的马医科小学念书，爱读闲书，爱画画，全班美术课的作业他心甘情愿地一个人承包下来，而且保证交出来的绘画作品没有一张是相同的，他用替同学画画的方式去换同学帮他做数学作业。四年级一次全校比赛——那是他小学期间参加的唯一一次比赛——这个不讨美术老师喜欢的学生拿了第一名。这意外的嘉奖，令他激动万分，“拿到奖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画的画总算得到承认了！”得奖，无疑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绘画兴趣，也让他更有信心，更加“忘乎所以”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不管天热天冷，只要有空，他就出去写生、涂鸦。
擅画，以一种他意识不到的方式帮助他保持了少年时代心理的平衡，建立起了自信，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画画，能让我画，我就很开心，不让画就高兴不起来。”他说这话时没有丝毫自我标榜，真诚得如同一个孩童般。他的妻子凌子曾经说：“无论到哪里去，他，只要有一张画桌，其余什么都可以不要的。”画画，是他快乐的源泉。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