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忠如，字子徽，号嘉山，安徽滁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中国具独立精神和践行能力的学者型青年传记文学作家”之评。1991年携笔从戎，戍边塞外，十年军事新闻路，千篇文章携囊中；2004年抛却羁绊，弃“官”归隐，潜心研习传统文化，矢志读书著述怡性。
　　出版著作有《王国维传》《梁思成传》《罗哲文传》《世间绝唱——梁思成与林徽因》《北京清王府》《雾开清西陵——中国最后一处帝王陵墓群写实》《大匠踪迹》、画说汉唐文化丛书》（《惊世奢华——解读满城汉墓》卷）、《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丛书》（4卷，中文繁简体两种版本）、《中华国宝之谜丛书》（一辑5卷）、《中华古建名胜丛书》（3卷）等数十部，有多部著作再版或重印，相关内容也被各类学术著述征引或报刊转载评介，并多次应邀做客央视和香港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传讲中国传统文化。

　　《奇士王世襄》即《王世襄传》，只不过更具象化。王世襄（1914～2009），字长安，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王世襄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称“奇士”毫不夸张。就其名声来说，多年前有一家杂志在访问王世襄时，曾冠以其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文物鉴定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和“玩家”等众多头衔。猛然看来，好像不可思议；仔细想来，却恰如其分。无论是在哪个领域，王世襄先生都不是浅尝则止，都有很深的造诣。不过，现在人对王世襄先生最深的概念是“京城一玩家”抑或“玩家”，就这一点来说显然有失偏颇。
　　不错，王世襄先生以玩成家，这是无可否认的，他玩的的确太精彩了，把放鸽子、抓蛐蛐、玩葫芦、飞鹰走狗等普通人看来丧志的行当上升到学问的地步，恐怕是近百年来一人，但这些何尝不合适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他曾说“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可见“玩”仅是他灿烂人生的简单点缀，不过真是不同凡响！
　　确切来说，王世襄先生的“玩”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上的。如书中介绍其人生经历：1938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学士学位；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1947年3月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副研究员；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可见，王世襄先生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文物鉴赏、文物收藏、美术史研究、音乐史研究等几个方面。在这几个方面，他所取得的成就都璀璨夺目，至今仍引起无数人的敬仰。他在这几个方面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至今仍是各行方家之圭臬。有人说“21世纪可能还会出现个钱钟书，王世襄是出不了了”，不仅仅是夸张之谈。

　　髫年不可教，学业荒于嬉。
　　竹栏巢鹁鸽，调弄无已时。
　　挟杆跨屋脊，挥舞如举麾。
　　为爱铃声永，那惜飞奴疲。
　　即便如此，慈爱的母亲金章对于王世襄之玩还是始终把握着一条原则的，即“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于是，此后的王世襄先是“开始养养蛐蛐（蟋蟀），不仅花钱买，还结伴去郊外捕捉。出一身臭汗，晒得很黑，但步行多少里，也是个好锻炼，所以母亲也准许玩”。关于少年时代结伴或单独到北京郊外捉蛐蛐的辛苦与玩乐，王世襄后来在绝妙散文《秋虫篇》的“忆捉”一节中，曾用文字详细记述了其中的两次经历。
　　一次，性急的王世襄在立秋之前便将铜丝罩子、蒙着布的席篓、帆布袋、大草帽、芭蕉扇、水壶、破裤褂、洒鞋以及装蛐蛐用的几个山罐等准备齐全，因为这是作为一个标准“逮蛐蛐的”应该具备的“行头”。一切准备停当的王世襄，立秋刚过便起了一个大早，然后戴上各种“行头”出朝阳门，顺着古老而雄壮的城墙根往北走，不远处便是东直门的自来水水塔，来到水塔东墙外再顺着小路直行，就可到达胡家楼李家菜园后面的那条旱沟了。这是少年王世襄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头年他曾在这里捉到过一条身长八厘多的青蛐蛐，回到城里后连斗七盆也未曾输过，直至当年封盆为止。所以，王世襄在不觉中又来到了这条旱沟，遗憾的是由于当年雨水较大，不仅旱沟里蓄满了水，就连前面的小路也被淹了。
　　见此情景，王世襄只好挽起裤腿，穿鞋涉水趟过宽达六七丈且飘着黄绿色泡沫的这条水路，来到栽种有一行垂柳的李家菜园北坡，因为他记得北坡下面也有一条沟，每年黄瓜拉秧时菜农便会将瓜秧抛入沟内，以利于瓜秧不受阻碍地蔓延生长，而这也正是蛐蛐喜欢藏身的地方。同样令王世襄失望的是，不仅这条沟里也蓄满了水，而从水势还曾浸漫过坡上，这从柳树根上那一圈圈黄泥痕迹可以看出，而这种迹象也必然会使蛐蛐早已乔迁了新居。
　　配图007王世襄捉蛐蛐的用具：阿虎枪签子、罩子、芭蕉扇。
　　当然，少年王世襄已经不是逮蛐蛐的生手，这时他想起了逮蛐蛐能手傅老头最爱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沟里有水，咱们坡上逮”。于是，对此深信不疑的王世襄来到西坝河小庙往东通向东坝河的几条小路间，因为这里还有一道高达一人多高的大坡。来到这道大坡前，只见王世襄一只脚踏在坡下支撑着身体，一只脚则蹬在坡腰上将草踩倒，然后屈膝六十度弯腰向前，右手拿着罩子等候跳出的蛐蛐，左手则用扇子猛扇坡上之草。王世襄之所以用扇子扇，而没有携带逮蛐蛐的常用工具签子，是因为他明白早秋的蛐蛐还没有窝，只能在草丛中藏身，所以根本用不着签子。即便如此，四肢并用的王世襄在将一条三里长的坡埂上下都扇遍之后，虽然不时地有蛐蛐被扇出来，他也是每蛐必扣地及时用罩子去捕捉，但是却没有一个值得装罐的“将军”蛐蛐，而且还累得每一节脊椎都酸痛难忍。
　　于是，索性坐在坡埂尽头休息的王世襄，任凭额头上的汗珠像黄豆粒似地滚落下来，而被汗水浸湿的草帽也箍在头上，使他感觉有些头昏脑胀，至于已经湿透了的小褂子，也溻在身上使他浑身都极不舒服，那条上半截被汗水浸湿的裤子，下半截则被露水挪湿了，而且还被那些踩断的草根染成了草绿色。有些懊恼的王世襄，在将小手背过去捶打后背的时候，猛然间悟出了傅老头所谓“坡上逮”的真意，那就是指没有被水淹过的坡埂上，才是蛐蛐生活游戏的地方。既然如此，稍稍休息的王世襄便站起身来向四周望了望，到处都是正待成熟的庄稼，什么玉米、谷子、高粱和大豆等等，好一派丰收景象。不过，少年王世襄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什么样的地里最能存得住蛐蛐。
　　依照以往逮蛐蛐的经验，王世襄明白玉米或谷子地都不好，只有夹种着大豆的高粱地才是蛐蛐生活的天堂福地，特别是被雨水冲刷而倒在地面上的豆棵子，待到水流退后那些与黄土粘在一起的枝叶下面，只要找根小木棍轻轻一翻，便不愁藏在其中的蛐蛐不出来。果然，当王世襄在将豆棵子一垄一垄地翻过去时，还真是接连扣捉了几只蛐蛐，可依然是一些不值得装罐的货色。而密不透风的高粱地，在初秋骄阳毒辣的照射下，那潮湿的气息一点儿也散不出去，身处其中的王世襄犹如在蒸笼里一般，感到极其闷热难耐而又焦躁不安。确实，从大清早出门到日已当午，口干舌燥饥肠辘辘不说，辛苦半天竟然没有捉到一只可以能参加战斗的“将军”蛐蛐，这实在让王世襄感到懊恼不已。
　　忽然，“扑”一声，王世襄感到眼前一晃，似乎有一只飞虫落在了前面的干豆叶上，定睛细瞧，竟然是一条六条大腿又粗又白的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说时迟那时快，王世襄猛地扑了上去，但是拿罩子的手却不停地在发抖，因为害怕伤了蛐蛐而不敢果断地扣下去。那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见有异样动静，又一晃身跳了起来，不过它没有来个接连三级跳，而是在一跳过后顺势向前一爬，钻进了悬空在地面上的一颗高粱水根低下。这一回，王世襄沉住气将双腿一跪，先是拿罩子迎在蛐蛐前头，而后轻轻用手指在蛐蛐后面一顶，那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便一下子跳进了等候在它前面的罩子里。刹那间，王世襄急忙将罩子扣在自己胸口上，一面用左手去掏山罐，一面三步并作两步跑出了高粱地。找了一块平整而杂草稀少的地方后，王世襄蹲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把那条蛐蛐装入山罐。这时，手忙脚乱眼睛发胀的王世襄才放心地仔细端详着这条黄麻头青翅壳蛐蛐，这虽然是一条只有七厘多长的蛐蛐，但长相确实是一员“战将”模样。
　　王世襄将这只山罐捆好后，又一次钻进了那片高粱地，经过一番苦战后共逮了七条蛐蛐，但还是没有一条真正个大体壮而堪当“领军”的蛐蛐。而这时，太阳已经西斜，疲累焦渴难耐的王世襄钻出高粱地，整理好“行头”和“战果”，来到了西坝河面前的一家茶馆里。在接连喝下七八碗茶水后，王世襄又把山罐打开来，仔细看了又看，比了又比，七条蛐蛐中竟有三条不够格。于是，王世襄把那三条不够格的蛐蛐送进席篓后，起身出了茶馆，放开脚步开始往家走去。在半路上，王世襄遇见一个卖烧饼的小摊，可他只吃了两个就不再想吃。原来，逮蛐蛐的人总是只知道口渴而不感到饥饿，只有到家歇过疲乏之后，才会想起饱餐一顿呢。
　　即便逮蛐蛐需要付出如此之辛苦，宦家少年王世襄却乐此不疲，而且第二年竟将目的地选在了北京城西北郊的苏家坨。原来，这个离温泉不远但离市区较远的地方，早在《鱼虫雅集》中就曾确证是有名的蛐蛐产地，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这里所产蛐蛐，其身价竟然远远高于蛐蛐盛产地山东所出之虫。当然，少年王世襄对于苏家坨之盛名，更多的是从京城里蛐蛐玩家赵子臣口中所得知。记得赵子臣曾经这样说，苏家坨不仅坡高沟深，而且是一道连着一道、一条套这一条，所产蛐蛐既大又好，身长七厘的比比皆是，据说那里还有专为逮蛐蛐者开设的住店，而每年住在那里逮蛐蛐者竟然多达二三十人，并每人都能逮回一挑的蛐蛐来。这自然成了少年王世襄逮蛐蛐的理想胜地。
　　于是，在一个已近白露的时节里，王世襄在携带好早秋使用的那套“行头”之外，又专门配备了一把阿虎枪签子和一只大电筒，因为此行需要三天时间，他还想尝试尝试“夜战”的效果。
　　这天清晨，王世襄骑上他的那辆载重单车开始向苏家坨出发，由于路程实在太远，他到达时已经过了中午时分。不过，心情激奋的王世襄一刻也不愿耽搁，随即根据由虫贩长腿王所画草图，找到了住在村西其熟识的老王头的家。说明来意后，王世襄还提起是由长腿王所介绍，故老王头同意在他家借住几天。当天下午，王世襄没有急着去逮蛐蛐，而是走出村庄察看了一下地形。确实，这里正如蛐蛐玩家赵子臣所言，那一道道坡和一条条沟就分布在面前大片的田野间，王世襄似乎已经听到了蛐蛐那洪亮而雄浑的合唱声。
　　第二天一大早，王世襄便顺着出村的大车道向西北走去，在拐到一条岔路上转了一会儿，终于找到了一道土好草丰的长长坡埂。不过，王世襄在用芭蕉扇扇了十来丈长草地后，却不曾看见一条蛐蛐跳出来，想来这个季节它已经有了窝。于是，王世襄将扇柄插进后背裤腰带里，改用阿虎枪签子向可能有窝的地方扎了起来。已经谙熟此道的少年王世襄，没有将阿虎枪签子直接扎向蛐蛐窝，而是扎在距离窝门稍远处，这样做的目的是以防签尖直接扎到蛐蛐，而后再轻轻摇撼阿虎枪签柄，这也是为了撼动的泥土不至于挤坏蛐蛐。由此可见，以这种方法逮蛐蛐，还是需要一定耐心的。就这样，王世襄一连扎了二三十下，还是不见有一条蛐蛐出来。随即，王世襄改变方向用阿虎枪签子再扎，终于摇晃出一条约有七厘长的紫蛐蛐来，这就算是开了张。这实在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坡埂，少年王世襄埋头一路扎将下去，几经休息才看见连着坡埂的一条大车道，也就是说那里便不再是蛐蛐的生存地界。
　　经过这样三个多小时的艰苦劳作，少年王世襄累得肩膀酸疼，可只捉到了三条值得装罐的蛐蛐。王世襄停了下来，喝上几口水，再啃上两口馍，他想换一道坡或重找一条沟。忽然间，他又想起了傅老头逮蛐蛐的另一条经验：“碰上和小伙子们一块逮蛐蛐，总是让人前面走，自己落后，免得招人讨厌。他们逮完一道坡子，半晌我才跟上来，可是我逮的往往比他们的又多又好，这叫‘捡漏儿’。因为签子扎过，蛐蛐未必就出来。如窝门被土封住，更需要过一会儿才能扒开。我捡到的正是他们替我惊动出来的。”于是，王世襄决定验证一下傅老头的这条经验，又返回头用芭蕉扇一路扇去，果然逮到一条足有七厘多的黄蛐蛐。
　　为了尝试尝试“夜战”的效果，王世襄这时早早地收工回到老王头家，以两个锅贴饼子和两碗棒渣粥草草填饱肚子后，便乘着天还没黑就躺下睡了。几个小时后，王世襄一手提着阿虎枪签子，一手拿着那只大电筒，顺着白天走过的那条小路出了村。刚一出村口，王世襄便发现自己并不具备夜间逮蛐蛐的本领，因为田野间到处都是虫鸣声，而蛐蛐也是乱叫一通，根本无法分辨出哪个好。即使听到几声响亮的蛐蛐叫声，不善夜战的王世襄也听不准到底是在哪里鸣叫，再加上道路不熟而不敢拐进岔道，便只好顺着大车道一直往前走。突然，王世襄看到不远处几棵大树的影子下黑乎乎的，便急忙打开手电筒照过去，原来因为暴雨顺坡而下冲成一处水口，并一直流到村旁低洼处汇成了一汪积水。如今，积水虽然已经干涸，但水坑边却长满了杂草，而这时王世襄忽然听到冲成水口的坡上，传来几声特别苍老宽宏的蛐蛐声。少年王世襄凭着经验，不仅可知这正是北京冬虫养家所谓“叫顸儿的”，而且还知道这一定是一条翅子蛐蛐。
　　于是，王世襄高抬腿轻挪步慢慢凑过去，耐心地等待着这条蛐蛐再次发出那种诱人的鸣叫声，果然那条蛐蛐并没有发觉有人靠近偷听它的鸣唱，而王世襄则凭着这几声鸣叫，便准确地断定它就藏身在水口右侧一丛草旁的土坷垃底下。不过，王世襄并没有当即前去捕捉它，而是就近找了一个树墩子坐以待旦，因为他明白只要它一跳，自己则根本无法辨清其确切去向。终于，在那条蛐蛐领唱而遍野各色虫子的配唱下，王世襄迎来了东方天色的鱼肚白，迫不及待的他只用一签子就把那条蛐蛐扎了出来，果然是一个尖翅。遗憾的是，这条身长不足六厘且头相较小的蛐蛐，并不是斗虫而是叫虫，难怪那叫声如此与众不同呢。
　　天色大亮，在野外蹲守一宿的王世襄，回到老王头家后便收拾东西准备骑车返回，因为还有几十里路等待他去丈量呢，否则太阳落山之前他是赶不回家的。对于这次三天两夜只逮回五条蛐蛐的经历，王世襄后来曾这样说：“如果用这三天买蛐蛐，应当不止五条。明知不合算，但此后每年还要逮两三次，因为有它的特殊乐趣。”确实，这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城里“逮蛐蛐的”真实而有味的生活。
　　既然蛐蛐已经逮了回来，王世襄在经过一番喂养调理之后，就该上局参加角斗了。在京城斗蛐蛐的诸多玩家中，少年王世襄是不容轻视的一位，因为他自幼便由京城斗蛐蛐名家赵李卿领入门并教授其法。久居北京的武进人赵李卿，当时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王世襄父亲王继曾的老同事，因为极为喜爱蛐蛐，而对喜好老北京各种民俗游艺的王世襄也非常喜欢，所以就经常教授他一些自己的经验。而每当王世襄因为养蛐蛐而遭到父母责备时，这位被王世襄称为赵老伯的赵李卿便会为其辩护，而王世襄也会以一句“连赵老伯都养”来回答父亲，似乎这样理由就很充足似的。
　　正因如此，王世襄不仅学会了养蛐蛐的一些绝技妙招，而且还结交了许多这方面的有名玩家，诸如住在朝阳门内北小街路东在家设私塾的白老先生、家住宣武门外西草场内山西街的陶家昆仲，以及不打不相识的李凤山。其中，这位在前门外西河沿191号居住数十年的李凤山，字桐华，因为世传中医眼科，善以金针拨治沙眼和白内障等眼病而享有“金针李”之美誉，上局斗蛐蛐报名“山”字，因其7岁时便由荣茂卿引荐，而得其兄著名蛐蛐养家报字“南帅”之真传，故而选、养、斗蛐蛐等方面无所不精，特别是对于用捵（即运用几根老鼠胡须撩拨激发蛐蛐斗志的工具），在京城蛐蛐玩家中堪称首屈一指。然而，正是这位享有“前秋不斗”盛誉的蛐蛐名家李桐华，却在大方家胡同的一次夜局中，被王世襄以出自宝坻重达一分之黑色虎头大翅，将其百战百胜的麻头重紫咬得落荒而逃，一时间在京城蛐蛐养家中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年，当李桐华特选产自宁阳一白牙青斗败王世襄的虎头大翅后，才觉得挽回了他的“山”字颜面，自此两人订交。此后，少年王世襄不仅经常得到李桐华的教益，而且藏品中也有其所赠之物。
　　在王世襄这位宦家子弟所玩乐的游艺中，除了上述之外“又学武功，请老师教八卦和太极拳”，“还拜清代遗老宫廷运动员学摔跤”，而“他们都是有等级的‘扑户’（北京习惯写作“扑户”“扑护”或“布库”，这都是满语译音，只是写法不同而已）”。关于这些内容，王世襄除了写过题为《清代的相扑》一篇文章，对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清人绘工笔重彩《塞宴四事图》上于敏中书题乾隆皇帝御制诗四首并序中就其“四事”进行解读，并刊登在1981年第一期《紫禁城》杂志上，以及“从此身体特别好，在美国学校曾把美国同学手臂摔断过。母亲为我身体好，也同意我练武”之寥寥几语之外，似乎再也没有相关的文字介绍。而在跟随“扑户”瑞五爷和乌二衮学习摔跤的过程中，王世襄因为他们都喜欢养鹰捉兔和用强壮的大笨狗捉獾，所以他又爱上了这两项非身体好而不能玩的玩意儿。不过，“韝鹰逐兔，挈狗捉獾”之举，多是王世襄就读燕京大学时的潇洒游艺，故此留待第三章中详述，在此不赘。
　　既然以上以大量篇幅记述王世襄童年及少年之玩乐游艺，那么他是否真如自己在《北京鸽哨》一书的自序中所言，“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呢？其实，王世襄以上之玩乐并非一味地胡乱玩耍，而是在玩中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玩出了学问。比如，笔者在自序中已经提及的王世襄在少年时就提出让美国鸟类专家闻所未闻两问之事，就是其在玩中勤于思考的一个典型例证。又比如，王世襄在养獾狗的过程中，为了学习如何相狗，不仅请养狗名家荣三亲授口诀，把前人总结的《狗獾谱》重新记录下来，还另请其他几位养狗家背诵《狗獾谱》，以便将荣三口授秘诀中所缺少的内容及字句有出入之处，记录更正过来并在后来加以整理总结，从而形成了一套更加全面科学的“相狗经”。
　　还比如，上述王世襄在与京城诸多蛐蛐名家交往中，十分注意向他们请教相关经验知识并在实践中进行验证等举动，都说明了少年王世襄之玩，非比一般顽童之玩或大人那种丧志之玩，而是在玩中以其专注、善思、实践和总结得出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岂不正应验了那句“留心处处皆学问”之谚语吗？确实，以王世襄的出身门第、家学教养和艺术熏陶，以及其好奇爱动又不失专注执着、勤问善思的天性，往往能在玩耍中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并将所问之学总结成经验以利提高。
　　那么，王世襄这种在玩乐中激发兴趣和学问之性情是如何形成的，他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壮年难道真的就是这么玩过来的吗？
　　……

序言：文博名家  鸿儒哲匠
古建班门习调研
杂草丛中勘古墓
旋螺殿下测飞檐
陪都共赴护瑰宝
学社辛勤复汇刊
其他
自序
第一篇：燕市少年不轻狂  天纵奇才显锋芒
第一章：官宦世家  玩乐少年
第二章：书香门第  中西教养
第三章：求学燕京  潇洒游艺
第四章：发愤向学  潜心论画
第二篇：情系故宫立志强  浪迹天涯追宝忙
第五章：寇入京城  求职陪都
第六章：营造天地  哲匠引路
第七章：战后追宝  功莫大焉
第八章：圆梦故宫  杂务缠身
第九章：游历欧美  观读名画
第十章：立志强馆  终成一梦
第三篇：岁月蹉跎苦作乐  雅集竞学皆佳客
第十一章：自谋出路  史话乐舞
第十二章：芳邻雅集  嘉园竞学
第十三章：自我“革命”  藏品复归
第十四章：放逐咸宁  昂首作花
第四篇：潜心学术盛名扬  不遗余力玩收藏
第十五章：蠖公授命  磨剑漆艺
第十六章：匠作则例  憾有遗篇
第十七章：搜研家具  撰述“圣经”
第十八章：刻竹小言  寄托深情
第十九章：雕刻集影  美不胜收
第二十章：痴情书画  源于慈家
第五篇：民间绝学奏华章 吃喝玩乐皆登堂
第二十一章：飞鸽传音  撰文藏器
第二十二章：秋斗冬怀  “六忆”华章
第二十三章：架鹰逐兔  “鹰篇”飞扬
第二十四章：训狗逛獾  古谱有道
第二十五章：范匏火绘  彰显绝艺
第二十六章：君子近庖  治尝美馐
第六篇：琴瑟和鸣感天地  锦绣成堆音绕梁
第二十七章：藏遣有界  心地高远
第二十八章：琴瑟和鸣  感天动地
第二十九章：自珍博爱  国之为重
第三十章：锦绣成堆  余响不绝
附录一：西清王氏世系表
附录二：王世襄年谱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