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晚年的悲哀
朱元璋的智力极高，长于计谋，看得远，见得大处，当机立断，更善于接受好建议，不自以为是。统一以后，和群臣有一番检讨的话：“我生在天下大乱的年头，被迫投军，原不过是为了活命。到渡江以后，看这一群拥兵割据，称王称帝的，打家劫舍，全不成材料。内中张士诚、陈友谅最强大，士诚地方富庶，友谅军力强大，我没有别的可夸，只靠不乱杀百姓，说话算话，刻苦做事，和大家同心一力，挣出这个基业。开头夹在吴、汉两大国之间，士诚尤其逼近，有人主张先向东吴进攻，我的看法是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的好生事，一要争取主动，器小的没长远打算，总是被动，所以决定先攻友谅。鄱阳湖这一场决战，士诚果然不能出姑苏一步和友谅呼应！假使当时先攻士诚，浙西坚守待援，友谅一定空国而来，我便被迫两线作战，腹背受敌了。两个都吃掉以后，举兵北伐，而所以先取山东，次下河洛，止住潼关西进之师，不急攻秦陇，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都是百战之余，绝不肯轻易服输，而且，大兵西入，正好促成他们联合，团结抵抗，一时也占不了便宜；不如出其不意，直取大都，根本既除，然后西进，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可是，扩廓还是力战到底，费了多少事。假定不取北平，就和关中军决战，又是两线作战形势，胜负就很难说了。”尽量避免两线作战，机动地争取主动，敏捷地运用对方弱点，转变形势，集中兵力使敌人处在被动地位，知己知彼，在战略上是完全成功的。
在另一场合，他又申说：“元朝末年，人君安逸不管事，臣下跋扈不听命，胡乱花钱，想尽主意剥削，水旱灾荒，年年都有，闹得天怒人怨，到处反叛，群雄角逐，割据地方。我没有办法，为了自救，才参加红军；到了兵强地广，才东征西讨，削除群雄，开拓土地；这时候，中国已非元朝所有了。元朝皇帝如能小心不偷懒，不专讲享受，臣下尽心做事，不贪污，不争权夺利，怎么会引起这次大革命？又怎会造成割据分裂的局面？由此看来，我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于元朝之手，是很明白的。”
以后，洪武四年（1371年）灭夏，十四年定云南，二十年取辽东，事前都由他自己决定战略，制敌决胜，事后的绥靖建置，也完全用手令指示。诸将不过奉行命令，完成任务而已。
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定亲自办理，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也没有假期，更谈不到调剂精神的娱乐。因为照习惯，一切事务处理，臣僚建议，都用书面的奏章，成天成年看奏章，有时也难免感觉厌倦，尤其是卖弄学问经济，冗长不中肯的报告。洪武八年（1375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申说事务，元璋懒得看，叫中书郎王敏朗诵，读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发了脾气，把太素找来大骂，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宫人读了一遍，仔细想想，也还有点道理，建议的有四款着实可以照办，不由得叹一口气说：“做皇帝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啊！我要听老实话，要听切实情事的，文词太多，摸不清要点所在，太素所说的要
点，有五百字也够说清楚，搞了这一大堆，何苦来？”上朝时，面谕中书，特定奏对式，不许繁文乱听，从此读奏章省了不少精力。到废中书省以后，六部府院直接对皇帝负责，政务越发繁忙。据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间的统计，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要看或听两
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虽然精力过人，拼着命干，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有点儿觉得吃力了。
他是赤手空拳起家的，除自身而外，三个哥哥和几个堂房兄弟，都在壬辰那年死去，父系亲属只有亲侄文正三人，真是“门单户薄”。母族绝后，妻族也死绝了。到文正被杀后，诸子幼弱，基业还未稳定，孤零零一个人，高高在上，找遍周围，没有一个人可以寄托心腹的，得撑持着，时刻警戒着，提心吊胆，不让别人暗算。正如驶着独木船，水把独木船冲得团团转，几十年到不了岸，看着水是敌人，礁石是敌人，连天空飞的乌鸦也是敌人，谁都要害他，都在讥笑他、讽刺他。从得了大权，做了皇帝之后，害了高度的紧张病、猜疑病、恐惧病。
早年过的是衣食不足的穷苦生活，中年在军队里，在兵火喧天，白刃相接的紧张生活中，抓住了权力，四十岁以后，把全副精力放在处理事务、防备假想敌人上。体力消耗之外，加上无数妃妾的宫廷生活，加上对人对事的极度不安，精神永远集中在怎样保持那份大家当的问题上。他有心跳的病症，宋濂以为应该清心寡欲。时发高热病，做怪梦，幻想在梦中看到天上神仙宫阙。平时喜怒不常，暴怒到失常态。性格变得更加残酷、横暴，寻求刺激，要发泄，为一句话、一个字就打人、杀人，用许多种离奇的刑罚来折磨人、屠杀人。他害的是一种虐待狂的病症，用别人的痛苦来减轻自己的恐惧。
可惊的是虽然精神失常，智力却并不减退。大儿子朱标忠厚仁慈，有点像汉惠帝，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老皇帝过了五十岁生日之后，精力有点不济事了，让大儿子来帮忙，裁决普通政务，一来是分劳，二来也是训练这下一代皇帝办事的能力，指望太子是汉文帝，不是汉惠帝。可惜父子俩性格正好相反，也和他的同乡皇帝父子一样，一个严
酷，一个宽大，父子间有时也不免闹冲突。老皇帝眼见得一代不如一代，只好叹一口气，闷在心里，索性自己动手，大兴党狱，杀尽了所有不顺眼的文武官员，斩除荆棘，铺平道路，好让儿子做现成皇帝。
好容易皇太子的学业和政治训练都够满意了，元璋以为付托得人，这份产业牢靠稳当，放得下心了，却又变生意外，太子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病死。六十五岁的老皇帝受了这致命的打击，糊涂了大半天说不出话，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头发胡子全变白了。
太子死后，立太子嫡子允炆皇太孙，才十六岁。
皇太孙的性格极像他的父亲，年纪又小，没经过训练。祖父虽然也让跟着办事，终是替他发愁，怕他挑不下这副担子，诸将大臣将来会不服调度。只好又动辣手，借题目大批杀人，杀得将帅一空，连傅友德、冯胜那样仅存的开国元勋，说不出一丝道理，也顺手杀了。想着小孙子不会有人来作难，做祖父的算是用尽了心血了。
他的政治能力，部分从实际经验得来，部分从历史教训得来。他以为皇位继承是维持帝国和平最重要的制度，必须有一个规定的严密的法则，才不会引起宗族间的纠纷、政变。最好的办法是宗法制度下的嫡长承袭。在皇太子正位后，为了要使诸王安分，保护扶持大宗，洪武五年命群臣采汉唐以来藩王善恶可为劝戒的，编作一书，名为《昭鉴录》，颁赐诸王。皇太孙正位以后，用同样的意思编了一书，叫做《永鉴录》。二十八年（1395年）又颁布《皇明祖训》条章，把一切做皇帝、做藩王和臣下所应遵守的，不该做的事，都详细记载，并定制后代有人要更改祖训的，以奸臣论，杀无赦。希望用教育、用制度，使各藩王忠心服从这未来的小皇帝，朱家的族长。
可惜这一番心思都白用了，第二子秦王，第三子晋王雄武有野心，见太子仁懦，都不肯安分，先后被发觉，要治重罪，太子尽力解救，才得无事。太子死后，二十八年（1395年）秦王死，三十一年（1398年）晋王死，都死在老皇帝之前，算是没有闹出大花样。费尽了心机，父子兄弟间还不免钩心斗角，时刻提防着，这对于老皇帝自然也是精神
上的打击。
猜疑病、迫害狂，愈来愈重，身体愈衰弱，精神愈不安定，脾气更坏。体力、精神交互影响，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五月间病倒，不能动弹，躺了三十天，告别所手创的帝国，离开继承人和笑容满面的臣民，结束了一生恩怨，安静地死去。
刽子手死后还杀了一批人：侍寝过的宫人一律殉葬，家属由政府养活，叫做朝天女尸。
葬在南京城外的孝陵，谥曰高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1403年），谥神圣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增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忧危积心”四字，说出了这位皇帝一生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
“日勤不怠”说出如何用全副心力来保持这份大家当。
太孙即位，不久，燕王棣果然起兵造反，援引祖训，以靖难为名。建文四年（1402年）篡位自立，是为明成祖。离老皇帝之死还不到五年。
元璋的相貌不很体面，晚年尤其难看，一脸凶相。曾找了许多画工，画像十分逼真，总不洽意。后来有一个聪明人画的像，轮廓有点像，却一脸和气，充满了慈祥的样子，这才对了窍，传写了多少本，分赐给诸王。这两种不同的画像，到现在都有传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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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梧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明史研究的高峰，现在要找能够与那个时代的明史学者如吴晗、郑天挺、孟森并驾齐驱的人很难。
——樊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