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产业转型与创新》:
第七,在当代中国的人文科学场域中,文化政策研究的兴起还与文艺社会学的复苏有着某种不可忽视的关联。由于庸俗社会学的坏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文艺社会学曾经一度退出文艺理论阵地。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文艺社会学研究在引入福柯和布迪厄等西方学者的理论、方法和公共社会学之后出现了强劲复苏的明显趋势。人们开始关注文艺制度或文化制度与文艺生产、文艺思潮之间的紧密关系,文艺制度的社会学分析逐渐成为文艺学及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产生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问题与方法》,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张利群的《文艺制度论》,范国英的《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制度研究》等。这些成果广泛地讨论了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文艺制度对文艺主体建构的潜在规制作用、文艺制度与文艺现代性的关系、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文学机构、作家身份、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群众读者、文学批评、文学政策、文学会议与文学生产的复杂关系……这些成果显然已经深刻地触及了文化政策研究的诸多具体层面,推动了文化政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兴起。
由于关注和介入文化政策研究的学者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学术兴趣,正在兴起的文化政策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和态势。概而言之,我们认为当前的文化政策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文化研究路径,侧重于探讨文化政策与权力及意识形态的关系;第二种为经济学路径,偏重于讨论文化政策的经济学维度;第三种为文化行政学路径,主要讨论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勾勒一下这些路径。
第一种是文化研究路径。正如前文所述,一些务实的文化研究者开始介入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逐渐形成文化政策研究的文化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强调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立场,这一范式或可以被称为“批判的文化政策研究”。(2)认为“文化政策”中隐含着诸种权力关系,文化政策论述常常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文化修辞。“批判的文化政策研究”是要揭示出文化修辞背后潜藏着的规训和控制技术,从而以批判的姿势和立场有效地介入文化政策领域。(3)“批判的文化政策研究”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福柯的话语分析和治理性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理论等。(4)文化研究路径把文化政策研究与阶级政治、性别政治、种族政治等相勾连,试图拓展文化政策论述的空间。(5)“批判的文化政策研究”的核心概念工具包括文化政治、再现政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规训、治理性,以及话语与权力。(6)文化研究路径试图整合“文本实践的文化批评”与“政策形成执行”并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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