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古今中外作家比较研究》：
诗人这样做，是因为他醉心于表现丑恶的东西。马歇尔·伯尔曼（Marshall Berman）在评论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时说，诗人忧郁的内心感觉必然使他转向城市的阴暗面，促使他观看大街小巷中苦难与贫苦的景象。他的诗歌天才“与某种特殊的现实结合了起来，那就是巴黎的日常生活、夜生活、街景、咖啡馆、阁楼与地下室。”波德莱尔诗歌中的种种城市形象，如移动的人群、中世纪的贫民窟、四处游荡的穷人等等都获得了“客观对应物”的艺术力量。它们传达出现代作家内心的苦痛与焦虑，传达出一种“文化的绝望。”在波德莱尔唯美主义思想影响下，闻一多早期的诗学观念明显体现出现代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倾向，强调艺术形式的纯粹性，张扬精神的至高无上和以美来反抗现实社会，呼吁人们认清单纯依靠科学的危险，应摆脱动物式的快感享受，真切地体验生命的美感，从而达到人类至善的境界。他主张的诗歌美学应该“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艺术的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的境地”。正是早期这种深受唯美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为他后来提倡诗的美学原则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在中国新诗理论的构建中独创性地提出“三美”学说。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诗学观念阐发了唯美诗论，主要是抓住唯美主义非功利性和审美性，从文学疏离（而不是排斥）时代、文学自身独立品格等方面坚持唯美主义观念，对最讲究文学功利性和庸俗社会性的革命文学家进行顽强的抗争，他所追求的是纳诗于艺术之轨，纠正当时诗坛“瓦釜雷鸣”的偏颇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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