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潮州》：
（二）韩愈在潮州的作为在唐代，朝廷大员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过问当地政务。
远贬潮州，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之一。
在他被押送出京后不久，其家眷亦被斥逐离京。就在陕西商县层峰驿，他那年仅十二岁的女儿竟病死在路上！仕途的蹭蹬、家庭的不幸；因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交加的切肤之痛；对宦路的愁惧，对人君的眷恋……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身上。像这样一个沉浮于险象迭生的宦海中，挣扎在命运漩涡里的官僚，谁能指望他去忠于自己的新职守！然而，韩愈不愧是一位继承了儒家积极用世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人物。
在到达贬所之后，他不但马上视事，而且切切实实地为潮人办了不少好事。
驱鳄除害关于潮州鳄鱼的残暴酷烈，韩愈在到达粤北的昌乐泷时，即已耳闻。但鳄害之严重，则是在莅潮之后才真正地了解到。《旧唐书．韩愈传》载：“初，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鳄害如此严重，韩愈的前任官员却无动于衷，或者说是束手无策，任其肆虐。为了解除民瘼，韩愈断然采取了措施：“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祝之……”这就是“爱人驯物，施治化于八千里外”的祭鳄行动。可是，因韩愈写了《鳄鱼文》，《旧唐书》中又有“祝之夕，有暴风雷起于湫中。数2日，湫水尽涸，（鳄鱼）徙于旧湫西六十里”的记述，使上述行为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此曾经受到历代不少士人的诋责。如宋代的王安石说韩愈“诡怪以疑民”（《送潮州吕使君》）；近代则有人认为，他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堂吉诃德，是在演一出“无聊的闹剧”！凭一纸文章当然不可能根治鳄害。事实上，直到明代，韩江还有鳄鱼出没。
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韩愈驱鳄的积极意义。
如前所述，岭南（当然包括潮州）习俗多崇信鬼神。他们有病必祷，不注重医药，遑论其他？鳄鱼残暴凶狠，老百姓受其茶毒，虽然苦不堪言，但如果真要他们动手驱杀之，难免顾虑重重、恐惧万分。所以，在“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之前，先通过祭祀的形式，作一次声势浩大的动员，以消除百姓的畏惧感，增强除鳄的信心，不但是非常必要、及时的，亦是在当时当地所能采取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和形式。
必须指出的是，韩愈驱鳄，是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进行的活动，而不是漫无目标，在茫茫的大江中去和鳄鱼宣战。关于韩愈祭鳄的具体地点，向无定论。
据《永乐大典》卷5343引宋元《三阳志．古迹》所述，在宋代初年，对韩愈祭鳄处已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距城五里的“越王走马埒”；一是金山后的“石龟头”。但不管是哪里，总之是在城北临江面湖（潮州西湖）一带。
唐代的潮州西湖，原是恶溪的一部分，它们之间还没有北堤相隔。如果细读《鳄鱼文》和《韩愈本传》，我们可以发现，“以羊一豕一，投恶溪之潭水”、“鳄鱼晖然不安溪潭”、“郡西湫水”等，所谓的“潭”、“湫”，所指皆一，那就是水面较平静的内河即西湖前身。《古今图书集成》卷1335谓：“湖山，在府治西，前连鳄溪。”清朝陈珏《修堤策》谓“堤筑自唐韩文公”，此皆唐代恶溪与西湖贯通之旁证。而自古至今，环湖一带已有众多民居，近年考古发现其区域内尚有不少窑址。湖的东边是金山，山麓则是州治所在。因此，在西湖即州郡的心腹地带出现鳄鱼残害人畜事件，事态的严重和紧急程度可想而知。
这就是新刺史上任后必须把驱鳄列为第一件大事的原因。鳄鱼皮是唐代循州的贡品之一。但正如岑仲敏先生在《隋唐史．手工业及物产》中所言：“封建时代之土贡，往往出以榨取，不尽是当地原产……如江南诸州贡犀角者十余，则必有异于安南府各属之贡。”何况，《旧唐书．地理志四》谓：“武德五年，改为循州总管府，管循、潮二州”两州地域毗邻，自然环境大体相同，故循山贡鳄鱼皮，自应包括潮州在内。
由此，或许可以认为，潮州原有一批捕杀鳄鱼的能手，他们就是韩愈所称的“材技吏民”，是驱鳄行动中的骨干力量和生力军。
这样，在新刺史的动员组织下，在一个范围有限的“溪潭”中，枉以富有经验的猎户为核心的驱鳄大军的合力围歼下，穷凶极恶的鳄不仓皇“南徙”，还能有什么出路呢？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且驱鳄只是一时性的行动，因此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鳄鱼再度潜回内河、沼泽，也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
何况，“湫水尽涸，（鳄鱼）徙于旧湫西六十里”，只是后人的夸张描述，韩愈的文章中并无片言只字提及。这一描述虽然见诸《旧唐书》的《韩愈传》中，其源头却出自唐代张读的志怪小说《宣室志》。
该书卷四“韩愈驱鳄”条云：“命廷掾以牢礼陈于湫之傍，且祝曰……是夕，郡西有暴风雷，声振山郭，夜分霁焉。明日，里民视其湫，水已尽。公命使穷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为湫，巨鳄也随而徙焉。”将上文与《韩愈本传》相比较，其源流关系，一目了然。
《宣室志》成书于韩愈去世30多年后，作者张读是河北深州人，他从未到过潮州，故上述文字，很可能是录白民间传说，关于韩愈驱鳄的原始记载。
可见，把并非韩愈自我吹嘘，而是出自后人著作的传说当成确凿的“证据”，进而指斥韩愈“诡怪以疑民”，是不公正的、不实事求是的提法。相反，在韩愈去世后不久，驱鳄的传说便迅速流传到北方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韩愈驱鳄行动的巨大影响。
当然，民间传说难免有夸大失真甚至无稽荒诞的地方。但是，世间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憎，传说中的主角不是其他官员而是韩愈，这充分说明了驱鳄行动绝非子虚乌有，以至于韩愈离开潮州后，潮人犹不时传颂，并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加工，几乎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为几近虚诞的神话。
把民间传说当作信史，或者因传说有部分不实成分就予以全盘否定，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韩愈驱鳄的过程也许是一件已经湮没、无法稽考的历史陈案，但是作为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付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明乎此，则不难理解驱鳄行动何以会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潮州韩文公祠柱联）千秋功罪，自有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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