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俄国内战结束，红军大部也随即复员。到20年代中期，红军兵力已从500万缩减到50万左右。在留在部队的那些人当中，也包括朱可夫。对于自己为什么决定要继续服役，朱可夫在其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做出解释，但他特意提到了1921年2月苏共要求所有党员留在军队的指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指示，但它们对于阻止党员的大批退伍几乎不起作用。朱可夫之所以留在军队，是因为军队适合他。就像他自己说的，“大部分留下来的人之所以那么做，是考虑到自己的意向和能力，才选择了献身军队工作”。
内战结束时，朱可夫虽然还只是个低级指挥官，但他完全有条件在红军中为自己争取一个好的前程。他做过沙皇军队的军士，又是红军的低级指挥官，而且因为作战勇敢，两支军队都给他颁发过勋章。相对来说，他还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参加过红军骑兵指挥员的培训。特别是，朱可夫是党员，这在新的苏维埃政权中可是事业进步的最重要的资格。
20世纪20～30年代，朱可夫在红军中的崛起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个稳步前进的过程。他在1922年起步时是个连长，到那个十年结束时升到了团级和旅级指挥职务。他的第一个高级指挥职务是在1931年被任命为红军骑兵监察部助理，接着便是师级和军级指挥职务。1938年，他被任命为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具体负责训练。直到1939年5月朱可夫被派往远东调查苏蒙军队在与日军的边境冲突中失利的情况时，他的名字才开始引起Mfl的注意。
共产党的军队
朱可夫在其中干出一番事业的那个组织，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威权主义高压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关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现在的典型描述是：它是某种形式的“军事社会主义”，是1917年革命的产物，同样也是俄国内战的产物。
内战期间有无数的人被杀死或饿死。为了胜利，布尔什维克学会了冷酷无情；只要有必要，它们就会使用无论何种程度的暴力去保卫自己的政权。政治动员的方式由说服变成了强制。布尔什维克党（它在1918年更名为共产党）的管理变得越来越等级分明，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在1919～1920年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差点就失败了，当时它们在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据点遭到反革命白军的团团围困。白军在军事上得到了英、法、日、美这些外国政府的援助，因为它们害怕取得成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会传染给自己的国家。因此，布尔什维克认为内战是一场生死搏斗，它所面对的敌人不仅来自国内，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布尔什维克希望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最终会帮自己一把，但当这种帮助并未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至少暂时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只能与资本主义共存。
内战是赢了，但布尔什维克仍然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外部进攻有可能与国内的颠覆活动联手并构成致命的威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整个间隙期，苏维埃政权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半战争动员的状态。在这种紧张气氛下，红军被视为对保卫革命而言不可或缺的盾与剑。
红军——其正式名称是“工农红军”——也被视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学校，是遵守纪律和履行政治义务的典范，它将把全体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不过，那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应征人伍的人来说，在红军中服役是一种冷酷无情的，而且也会把人变得冷酷无情的经历。对于朱可夫那样的职业军官，这种经历的意义就比较积极了。他们受人尊敬，津贴和待遇比那些应征入伍的人要好很多。现政权给予红军的崇高地位也强化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及其领导人的忠诚感。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开始实施快速现代化计划，红军对现政权变得越发重要了。快速现代化计划有两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1928年，苏联人开始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这些五年计划的目的是要大幅提高工业产量，并把国家从以农民为主的社会改造成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20世纪30年代工业产量增加了850％。真实的数字很可能要低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当时的工业化规模是巨大的。在此期间建造了成千上万个工厂，修筑了许多新的水坝、运河、公路和铁路，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由于担心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工业化的努力大多集中于国防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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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莫兹利（EvanMawdsley），《1941年12月》和《东线惊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