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南民族地区传统特殊信任模式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困境与前景
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人们的传统交往方式、规范内容和价值体系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信任模式是典型的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传统特殊信任模式，目前，西南民族地区的这种传统社会资本生成的特殊的人际信任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甚至有时会对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传统社会信任模式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最具有根源性、基础性的无疑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商品是市场经济的细胞。与商品生产相联系的全面依赖交换的生活方式也是与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直接相矛盾，并是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运行方式和文明方式，因为它在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复杂和抽象的经济体系。交易商品的种类空前增多，大规模的专业分工使交易的过程复杂化，交易的链条前所未有地拉长了，整个交易过程涉及大量陌生的人、物、技术和信息，市场打破先赋性血缘、地缘关系对个体发展的限制，使个体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不断增强，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和异质性提高，人际交往的匿名性和易变性增加，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使熟人的社会变成陌生人的社会。
西南民族地区的人际信任模式是传统社会的特殊信任模式，这种信任模式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由亲及疏的关系网消解着诚信与不信任之间的矛盾。以熟知度作为信任的黏合剂，通过个人情感编织、扩展着关系网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人际交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信任给予的对象大都是熟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人或朋友等，信任范围的有限性、信任建立的关系性和情感性，导致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的信任格局形成了对亲人、朋友、熟人的相信和对陌生人的怀疑、戒备。当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熟悉交往进入普遍交往，个体从“家”中独立出来，又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境地，人们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和适应。同时，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加之自由市场对人的利益的刺激，使诚信与不信任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西南民族地区传统信任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暴露出与现代性的极大不适应，于是出现了当今西南民族地区信任缺失的现象。
市场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并不是没有任何运行成本的无形之手。相反，在市场交易中，人们为了防范机会主义行为，搜集和甄别交易信息，谈判和监督执行合同等不得不付出高额费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尽管信任是所有交易的核心，但却被当作外生变量，认为道德、信任是市场经济中交易行为的题中应有之意。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社会信任作为意识形态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反之，则会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降低经济效率。社会学家也对信任在交易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关注。古典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在批判斯宾塞的“竞争产生有序的交易行为”的观点中，强调信任关系对交易的完成发挥了核心作用。他认为个体通过契约未必能够实现有序的交易模式。相反，只要个体可以获利，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受其他任何限制的个体总会努力避开或打破契约，如果契约对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体能够有效地约束，那一定是因为存在“契约的非契约基础”，即某种特别因素会产生对契约的敬畏，双方信任在交易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经济社会学家格拉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人性”概念，嵌入性指的是经济行为嵌入已经存在的社会关系之中，而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已经存在的社会网络。由于处于同一关系网络中，信息的传递表明了关系稳定性，经过多次重复博弈后，人们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关系的制约下，人们往往会共同遵守同一规则达成共识，从而使市场行为得以顺利延续。信任在维持和扩展降低经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不同类型的信任模式会对交易成本产生不同的效果。西南民族地区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模式以“己”为中心，以关系和人情为手段，形成“差序信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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