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祥荣文集》：
这也是专业市场大量产生于以小规模企业为主的浙江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做这样的判断，专业市场是使浙江省的“轻、小、集、加”经济发展模式能向全国市场伸展的重要制度前提，也是这一模式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效率来源。
三、我国专业市场形成的因素分析在我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主要与在城市的国合商业交易制度形成对比，专业市场还有另一种降低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专业市场是面对国合销售渠道的“体制壁垒”而诱发的制度创新。我国拥有一系列规模庞大、体系复杂的国合销售渠道，但它主要为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所独占，主要适用于计划体制下的产品供销体制，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很难进入。又因为最初被“拒之门外”的这些小企业，难以直接动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公关手段等营销方式，所以它们只能选择简单的人员购销方式来采购原材料和推销产品，形成成千上万的农民购销大军。由于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和市场的秩序性，这种交易形式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而专业市场把大量的卖者集中在某一固定地点，使具有信息优势的卖主的摊位固定下来；采用较为标准化的交易和企业经营形式，有利于抑制各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这既有利于卖者，也有利于买者。
从这个角度讲，专业市场是成千上万农民在无法进入国合销售渠道时被“逼”出来的制度创新，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一旦选择，就有了“路径依赖”性。
（2）专业市场管理中“体制灰区”的存在。不可否认，专业市场交易中存在着体制灰区，这体现在税收和租金方面，专业市场的税负较低，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客商，采取低税等优惠条件。如采取一次性征税、包税等形式，使专业市场得到了较多税收优惠，优惠政策还体现在政府对摊位占用土地、建市场征用土地等方面的地价优惠，也使摊位房租成本下降，而房租和税收两项可占影响专业市场可比成本的因素比例高达20％以上。
（3）专业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较国合销售渠道更追求效率。专业市场，尤其摊位经营是以股份合作、个体私营经济为前提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而适用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国合销售渠道却并非如此。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前者的行为更接近于经济理性，而后者往往存在行为的制度扭曲，所以前者交易的效率往往是较高的。专业市场中的摊位经营者对进货的相对价格及其变化，各项成本一收益的核算具有更理性的反应。据调查，仅进货渠道就使专业市场的产品比国有商场具有10％左右的成本优势。
此外，专业市场中的摊位经营机制和国合销售渠道也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种能提供激励、监督并分担风险的有效率的机制，而后者往往不能提供足够的激励和有效地分担风险，这也使得两者在经营绩效上产生较大的差别。专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往往能使最有经营才能的人成为经营者，所以，专业市场这种交易费用的降低来源于一种效率更高的交易组织制度或市场制度对另一种市场制度（国合商业组织）的替代，这把许多城市的国有企业的和大型乡镇企业（实施科斯式交易费用效率化的大企业）的产品也吸引“下乡”入场。近年来，专业市场发展又进入一个以农村为主走向城市为主的新阶段，许多名牌企业也进入专业市场的事实更体现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市场的替代显然不同于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的替代，而是由于体制效率或“制度落差”所致。
（4）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科斯式降低交易费用途径的障碍。这表现在：①收入需求弹性低、以轻小商品为主、规模经济不显著的非国有经济（包括中小型国有企业）推行科斯式的内部化组织的市场交易，是得不偿失的；②上述类型的企业经营者管理素质和能力低下，是另一种障碍，是使组织成本急剧上升的因素；③制度歧视的制度环境，非国有经济“化私为公”、国有经济“化公为私”的制度预期，是各种所有制企业资本积累、扩大规模从而实施科斯式降低交易费用意识形态障碍。这些障碍导致了企业不愿意建立一体化的内部组织化销售网络，使得诸如专业市场这样的交易方式大有用武之地。
（5）其他宏观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例如合同仲裁，违约监督赔偿制度及其执行效率等，也会影响企业间订立长期契约的交易费用。在这些制度不完善或保障不力的情况下，企业间很难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而更愿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本可以通过建立长期契约关系从事交易的企业也宁愿选择专业市场这种短期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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