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成本、制度背景与集体行动：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反思与拓展》：
其次，即使这个结论是对的，在应用时也应该充分注意区分制度背景。把中国农民的弱势归因于其“人数众多，经济理性强”，可以说是冤枉了农民群体，是对制度背景重视不够的表现。试想，如果中国农民手中有选票，有结社权利，他们还会那么弱吗？断言“人数众多”导致了农民的弱势，那么，人数不多甚至只有一个人时，就不弱势了吗？并非如此：一个村庄的农民，人数不多，人们搭便车的动机也不强，但面对政府征地而维权时，成功机会并不大，这时的农民并没有因为人数不多就不弱势；农民工个体或者小群体也不会因为人数少而不弱势，很多时候他们工资都被拖欠——报纸曾经报道过，有一位农民工长期讨不到那么点工资，最终在总理视察过程中被幸遇经总理过问才拿到，而其余没有那么幸运的民工，领不到工资时常常只能搞“跳楼秀”或“跳桥秀”。可见，不是因为“大数”而弱势，而是因为权利被剥夺而弱势。在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的条件下，不管群体大小，无论群体或个体，其维权（参与）成本很可能高得难以承受甚至无法估量。所以，即使“大数弱群化”是对的，其在民主社会与民主发展欠完善的社会之表现或原因也可能截然不同：民主社会中，如果存在“大数弱群化”，那是在基本权利（选举权、结社团、表达权、集会权等）等到保障的前提下，受损的“多数”中成员放弃或者暂时放弃行使权利所致；而民主发展欠完善的社会中，“大数弱群化”则几乎是必然的，而其主要原因是受损的“多数”之基本权利被剥夺或者被限制，这与其说是“大数弱群化”，不如说是“弱群大数化”（因为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使弱势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在权利没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民众的弱势或者弱势心态通常极常见，其不仅体现在“大集团”身上，而且可能体现在任何群体或个体上。还是以当代中国为例：不仅广大农民相对弱势，即使是党政干部、白领精英也自觉弱势——有调查显示，中国近五成党政干部、白领精英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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