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烈士传丛书：陈君起传》：
基于男性群体的特殊审美趣味与畸形欲望，“淑女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异化发展，衍生了强迫守寡、烈女殉节、缠足、冥婚等陈风陋习。未婚少女要忍受缠足这种灭绝天伦的畸形方式，而这种方式“成为中国妇女成为玩物的象征和失去人格的表现”，它使女性身心深受毒害，从此更是从行动上将他们牢牢束缚于闺阁绣榻之中。“至于权力圈限，去筐笥数十步即不敢闻问，出门半里了不辨方向，世间普通情事，说之犹多茫昧。此非其生而愚也，金闺深邃，绣阍寂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别嫌明微而智识之隔绝者多矣。”她们的日常生活始终围绕着“妇道”“女红”“女容”“持家”，庸庸碌碌地囚禁于从属而卑微的堂屋之内，湮灭在时代洪流之中。
陈君起出生于1885年农历四月初七，成长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虎视眈眈，满清王朝在固步自封中苟延残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领域陷人层层危机，而以封建宗教伦理制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态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东学西渐，百日维新，一批具有时代眼光的中国人从救亡图存的角度，开始正视女性在社会中的卑微地位，并通过实际行动，为解放女性而大声疾呼。在他们的眼中，妇女们解除了缠足的束缚，并获得了一定的现代知识和文化，就能成为相夫教子的“国民母”，占整个人口一半的女性群体就不再是依附于男性的“分利者”，而是参与创造国民财富的“生利者”，国富民强的前景也就有望实现了。
以梁启超、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率先对传统积弊“缠足”展开了激烈的讨伐。戊戌变法期间，他们以《时务报》等报刊为阵地，鼓吹改善女性生存地位，将废除缠足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与国家公共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性被刻意凸显。1898年春，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发起成立上海不缠足会，宣布以上海为全国的总会，号召各地成立分会。同年7月，康有为在上书光绪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之中，殷切陈述了女子缠足的种种惨状：“乃乳哺甫离，髫发未燥，筋肉未长，骨节未坚，而横絷弱足，严与裹缠，三尺之布，七尺之带，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挛霊霊，蹋地香天，童女苦之，旦旦啼哭；或加药水，日夕熏然，窄袜小鞋，夜宿不解，务令屈而不伸，纤而不壮，扶床乃起，倚壁而行”；并列举了应该废除缠足的种种理由，从国家、民族、人类的角度，翔实论证了缠足的危害：“如此，则风行草堰，恶俗自革，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加之西方传教士对于“天足会”的致力推动，不缠足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趋势。
在这种社会思潮背景影响下，加之担任过京官的经历，让陈巽倩沾染了些许与时俱进的气息。他并未让自己的女儿缠足，使得陈氏姐妹得以解放天性，不必忍受伤筋挫骨的疼痛和后半生的囚徒般生涯。她们拥有了健全的身体和自主的行动能力。
陈巽倩还将女儿送进了私塾，接受文化教育和熏陶。他这样做并非以提升子女文化水平、丰富思想底蕴为出发点，也不期望女儿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或者培养其独立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只不过是想彰显家族的烜赫，将女儿培养成“高贵的淑女”，从而为一桩显达的婚姻添加筹码，延续家族荣光，这对自家门第、声望的维系和晋升而言是一种稳妥的投资。
这在当时的社会并非个例。不少家长送自己的女儿去接受启蒙教育。如出生于南京官宦之家的女子蔡苏娟（1890－－1984）回忆：“中国富人家的女孩子，十岁以下可以和兄弟们一同在家中念书，到了十多岁，女孩就分开，另请女教师教书、女红和音乐”；“我的父亲为儿子们请了两位男老师，为女儿们请了两位女老师，一位教音乐，一位教女红。父亲还想让我们通晓中国历史，于是特地请了两位讲历史的先生教我们。”说明至晚清时期，在拥有一定物质条件的家庭中，女子接受教育已然是比较普遍了。
但此时的女子教育更多的是被纳入家庭教育的范畴，根本宗旨仍不脱旧式传统烙印：“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故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
对于女子教育的目标，家长们持有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有开明之士，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充实文化跟上时代步伐；但也有从女儿婚嫁考虑，希望通过女儿受教育提高其身价，找到条件更好的夫家。当时较为新派的官绅家庭多会要求未来的媳妇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
陈巽倩这样做，不啻为一种“赶时髦”的做法。也正如他所期盼的，陈君起的姐姐在他的培养之下，顺利地嫁给了上海的一户富裕家庭子弟，双方有着门当户对的先决条件。而在父亲眼中，陈君起也会有同样的人生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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