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与发展研究：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
第三节 中央银行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从世界各国中央银行产生的规律来看，中央银行体制的创立，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必然结果，中国亦不例外。而如何兴建中央银行在中国可谓筚路蓝缕，既无理论准备又无实践基础。
北洋政府试图将中国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完全由国家出资，以便于统一事权，有利于管理，并可顾全国家利害关系。然而当时政府军费、行政支出数额庞大，且对外债台高筑，实在没有资力组建中央银行，于是不得不仿照英国、日本的做法实行官商合办方式。1913年中国银行则例规定资本总额为6000万元，政府认购半数，剩下的由私人认购。限于财力，政府只拨资300万元，然后招集商股，认购并不踊跃。1915年，参议院曾以中国银行采用官商合办还是商办形式为争论焦点进行过一次辩论，商办主张占据了上风。直到1923年，官股只剩5万元，而商股达197l万元，占全部股份的99.75％。①此时中国银行几近于私人股份银行，这与政府组建中央银行初衷大相径庭。
尽管政府对于组建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已有明确的认识，但是政府与银行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必须依靠中国银行来周转调剂其庞大的财政开支，而中国银行不断强化的独立性以及股民自身的利益要求又使之不愿听任政府，完全充当政府的钱柜。1924年张嘉墩在《随笔》中写道：“中行开办十有二年，始终在政治漩涡中讨生活。中行当局日惟以敷衍政府，维持地位为事。”②这种情况对政府、银行双方都是一种难解的困扰，更是政府初创中国银行时所未料及的。究其原因，恐怕是政治倾轧不断、军事战乱连绵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结局。而这一结局对后来政府再组中央银行无疑是一个警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始筹设自己的中央银行。1928年1月，宋子文执掌财政部后，着手筹建中央银行。同年6月，宋子文在上海主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邀请近70位中国银行界、工商界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包括张嘉墩、宋汉章、虞洽卿、陈光甫、齐祖泽、徐新六等。①会议就财政金融问题提出一系列议案，将组织国家银行作为整理财政的重要方法，并拟计成立中央总金库，各省逐渐推设分金库以谋财政统一，并设立全国统计委员会和预算委员会，为国家中央银行组建作准备。②全国经济会议还指出：“整理币制、改良圜法，统一财政及调剂全国金融，均非有健全之国家银行不可”。⑨因此，组建国家中央银行已经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金融财政改革的焦点。
由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均婉言谢绝被改组为中央银行，而广州中央银行也因信誉欠佳不能被改组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南京国民政府只好另设一新银行，即取名为中央银行，作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1928年10月，国民政府修正公布《中央银行条例》，将资本额修订为2000万元，且规定由国库一次拨足，必要时可集商股，但不得超过总额的49％。④如此薄弱的资本额显示出政府财力的匮乏，而且资本全部以国民政府发行的金融公债抵充，并没有一元现金。这使得中央银行在信用方面不仅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外国大银行抗衡，即便在本国银行中也无法与中国、交通等历史较久、信用昭著的银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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