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日本建筑学界曾做出这样的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要看这样的实物，只有到日本奈良去。经过几年的野外考察，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同人们有了很多关于中国古建筑的重要发现。可在这些成果中，建筑年代*早的木结构建筑仍是学社初期调查的蓟县独乐寺、应县木塔等宋辽时期的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太想找到一座唐代建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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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前往五台山寻找佛光寺。
林徽因对山西有特别的感情，她喜欢捕捉乡间朴拙的美和农人身上厚重的烟火气息。她沿途观察山村的各式人物，背着筐迎风走的老人，扎着小辫、衣服上绣着小红花的孩童，她还喜欢观察阳光留在建筑上的光和影……
但进山后，她很快就没有了这份闲情逸致。通往佛光寺的山路太难走了，崎岖不平的小路沿着陡峻的山崖迂回前伸，一边是绝壁，另一边是深崖，有时候，连毛驴都害怕得腿颤抖着不肯前行。梁思成和其他成员也绷紧了神经，不敢硬拽毛驴，只好走走停停，慢慢向前挪。
就这样走了两天，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村——豆村。佛光寺矗立在豆村的一片高坡上，黄昏柔和的光影勾勒出了它苍劲的轮廓。梁思成、林徽因一行人兴奋得心怦怦直跳，上天保佑，他们这次或许真的走大运了！只看那巨大而简洁的斗拱和高挑的屋檐，就特别像唐朝那种雄浑、厚朴的风格！
佛光寺坐东朝西，南、北、东三面群峰环抱，西面地势开阔而豁朗，整座寺庙显得气势不凡。进得山门，前后有两个院落，两个院落都很宽阔，殿、堂、楼、阁、窑、房、厩、舍井然有序。佛教以东为上，后院的东大殿是正殿。
梁思成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那高大的门登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猥琐。和尚们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
第二天一大早，梁思成一行人立刻开始测绘。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看过了，无论单个看还是总体看都显示出了晚唐建筑的特征。他们推测，殿堂的墙上过去一定有很多壁画，可由于年代久远，全都剥落了。
木构建筑*重要的部分是房屋的顶部结构，梁思成和助手们爬上了屋顶。他们看到了过去只在唐代绘画中见过的双主椽结构，看到了古老的人字形“叉手”承脊栋——这种结构过去只从《营造法式》上读到过，如今在这里见到了真迹，这可能是国内仅存的孤例！他们惊喜万分。
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快乐的时光。
除了建筑学界的人，大概很少有人能体会到他们那种从内心溢出的快乐。
在大殿的顶上工作了三天，他们的眼睛已适应了屋内昏暗的光线。林徽因发现大殿的一根主梁上有淡淡的字迹。
这个发现太重要了！尽管梁思成可以肯定，这是一座唐代的建筑，可还是缺少一个确切的佐证，没有比写在建筑物的主梁上或刻在石碑石础上的日期更确凿的证据了。而且，建筑物上的日期能确定具体到唐代哪一年。
大家兴奋地忙碌着，决定在佛像的间隙中搭起脚手架，清除梁上的灰尘以看清题字。
林徽因则挪来挪去，从各个角度尽力地辨识着主梁上的字迹。她看出，那些隐隐约约的字迹中有人名，有长长的官职称谓。她断断续续地读出了这样几个字：“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突然，林徽因想起，在大殿外的经幢石柱上好像看到过类似的名字。她急忙跑出去核实，果然，石柱上刻着“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857年。
林徽因喜悦地向大家报告这一发现，并且弄清楚了，大殿中那尊身着便装、面目谦恭的女人坐像，并不是寺僧们所说的“武后”塑像，而是这座寺庙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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