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投资风险研究：以中亚为例/“一带一路”系列丛书》：
（三）多层次的政治利益
努力向中亚国家移植“民主”制度，改变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也是美国中亚政策的重要内容。向海外输出“民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被美国视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建国以后就把自己当做世界的“民主旗手”。冷战时期，传播“民主价值观”是“抵抗苏联帝国霸权”的重要方式；苏联解体后，输出“民主”制度和价值观被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美国在中亚地区亦是如此。美国认为，促使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尊重民主原则、法治和国际人权标准”，也有助于“促使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在中亚的诸多现实利益相助之间具有极大地内在关联。即使是向中亚输出民主这一具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也与其他利益有关联。①一、中亚战略地位的变化美国在中亚的基本利益决定了其中亚政策的主体内容，而中亚在美国战略框架中的位置则决定了其中亚政策的敏感度。所谓美国中亚政策敏感度，是指美国中亚政策与中亚地区形势变化的关联度。美国中亚政策紧随中亚形势变化而变化，其中亚政策敏感度就高；反之，就低。总的来看，当前的中亚在美国战略框架中处在重要但非优先的位置。这一基本判断是分析美国中亚政策对中国“一带一路”影响的前提和立足点，这使得美国关注但未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立即回应。当然，没有立即回应并不能很好地说明中亚不是美国的战略优先地区。因为，还存在很多其他可能性。实际上，对比美国过去二十多年的中亚战略以及美国近几年的国家大战略调整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中亚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
中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重要性和内容随着局势发展而不断变化，其政策地位经历了一个从依附到相对独立，从以俄罗斯为主坐标到中俄为主参照系的过程。这种变化取决于不同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差异，也受不同时期国际环境基本特点的影响。因此，虽然中亚被很多人称作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不过，它在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框架中从未单独成为核心区域，更多是以某项战略的重要辅助点的角色出现在国际事务当中。即使是中亚地位迅速提升的反恐战争期间，中亚也只是美国支援阿富汗前线的重要后方基地，而不是美国反恐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规划时，在中亚地区面临的美国战略态势主要是从阿富汗撤军。撤军是奥巴马执政期间对阿富汗政策的基调，提出的时间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早。从这个角度看，美国规划中的撤军政策并非针对“一带一路”。但是，由于美国是在中亚具有关键影响力的国家之一，其撤军政策会给地区战略环境带来变化，中亚国家会把这种变化当做重要的决策参考。
（一）早期的战略角色
虽然20世纪美国大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是“防止某一个大国在欧亚心脏地带获取麦金德式的主导地位，因为欧亚霸主将会拥有足够的硬实力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安全”。①在欧亚大陆“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②被认为是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要务。但是，纵观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和演变就可以发现，它并没有对中亚地区表现出独特的关注，中亚国家在美国的外交战略棋盘上并没有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没有一个成形的中亚政策，或者说美国中亚政策缺乏前后一致的目标。换言之，在美国的地区政策框架内，中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而非众多学者所认为的“心脏地带”。
学者们讨论“心脏地带”主要突出中亚在地缘政治大对抗格局中所具有的价值：美国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在该地区实施的政策，主要是应对不同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更多关注现实的具体问题，而不是预设该地区己成为地缘政治大决战的终极战场。因此，“边缘地带”在美国中亚政策演化过程中似乎一直是该地区所扮演角色的突出特征。这种“边缘”身份在美国不同时期的中亚政策都有体现：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亚五国是众多前苏联国家的一部分，美国中亚政策从属于其对“新独立国家”的政策；到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对后苏联空间的政策进一步细分，中亚开始被纳入美国“高加索和中亚”政策关注的范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的中亚政策服务于其全球反恐战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支持美国阿富汗反恐的重要基地；2009年起，中亚又成为美国新推出的“阿巴战略”的一部分。即使是进入新世纪曾被多方讨论的“大中亚”计划，也没有“解决”中亚的“边缘”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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