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路曲，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比较政治学研究》主编，兼任教育部政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作者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尤其是新加坡政治的研究，先后出版《新加坡现代化之路：进程、模式和文化选择》、《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比较政治学解析》、《政党政治与政治发展》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其论著先后获得全国DI一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山西省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曾多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访学和合作研究。2013年出席“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

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建立“一个种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增强国民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显得至关重要。本稿展示了新加坡通过熔铸共同价值观的方式增强国民凝聚力、助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为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让中国经济有了30 多年的荣景，也很成功，但是在现在的社会转型中也面临很多挑战，面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整合社会政治资源，从而创设更好的国家治理形式的问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造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可以带来很多参考。

记得笔者5年前去新加坡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正值新加坡44周年国庆，当年的庆典节目中有一项颇具创意，就是在国庆日当晚，全国各角落拉响警报，呼吁新加坡人一起宣读信约，这个场景至今令我印象深刻。有些人不以为意：新加坡的学生们不是在每个上课日都念信约吗？为什么还要在国庆日号召全民念信约？笔者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3月1日的一则报道能给出一个颇值得玩味的答案。那则报道提到，2007年至2011年，每年平均有1200个公民放弃新加坡国籍，其中300人是新移民。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人口趋势报告，这些人移民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也就是说，可能他们对新加坡的认同感还不够高。

无论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还是在当今全球化和文化冲突的时代，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正变得日益重要。前者是在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国家认同是现代化进程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和必然选择；后者是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如何看待和把握国家认同，以保持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凝聚力的问题。

国家认同感是人们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和接受，解决一个“我是谁”的归属确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克提出：“现代社会高度依赖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国家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获得这种承认的能力。”可以说，国民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新加坡开埠不过200年（其中受殖民统治历史就长达140年），但就是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资源贫乏、经济腹地很小的城市国家，在独立的短短50年间，一跃成为先进工业国，创造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奇迹，被誉为东亚现代文明的典范。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经验。那么，新加坡到底有什么“秘诀”让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念念不忘？在笔者看来，新加坡的权威政治、民主法治、经济模式、社会管理、生态城市建设和共同价值观等都是鱼尾狮身上闪闪发亮的耀眼鳞片，但最耀眼的当是在凝聚国民共识方面值得称道的共同价值观。

新加坡国家认同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受到历史的、现实的和各种外来的因素的影响。作为典型的移民社会，新加坡的国民成分复杂，具有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多宗教的特点。同时，新加坡曾经被英国长期殖民，它的文化、经济和政治都有依附性，它的人口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这些最初并不打算在此长期居住但最终留下来的移民构成了人口的多数。例如，来自中国、印度、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诸岛的民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保留和弘扬着他们各自种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并从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中寻找着精神支柱，铸造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即使到建国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也没有完全褪去传统的乡土意识。在他们之间，由种族、宗教、风俗习惯和利益造成的人们之间的隔阂没有消除，民众仍然把新加坡作为谋生地，对国家的归属感很脆弱。无论哪一个种族，即使是在本地出生的这些移民的后代，也把自己内心的效忠给了他们想象中的祖国——华人效忠中国，马来人效忠马来亚，印度人效忠印度。正因为如此，当时“新加坡人”的认同是一片“空白”，国家认同感是分裂的。

这一时期，新加坡经济的组成部分主要是种植业、手工业和小规模的转口贸易，是半自然的半商品经济，转口贸易促进了按种族划分的劳动分工，在此基础上，殖民政府对各种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在种族分层最上层的是白人；其次是受英语教育的印度人，他们在殖民当局的低级官员中占有很大比重；最低级的差事，像邮差、士兵和警察中有一部分是马来人；华人则被排除在公务员队伍之外，他们广布于各个经济领域，大多数人从事低收入的各种手工业，还有一些人是苦力。也有少数华人经商，这一时期新加坡的商业主要是由华人和英国人经营的。这是一个等级化的多元社会，由于各种族之间很少往来，超越种族界限的越轨行为很难施展，因此各种族能保持相对和睦。在当时，“人民”是分属于各种族的，作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认同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从1819年到1959年的140年的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遗产中，“新加坡人”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是不存在的。在这份遗产中，除了受殖民主义统治的耻辱外，还使当地的居民尤其是受英语教育的居民有了少量的对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的认识。另外，不可回避的地理因素也在起作用，文化与地理因素的交互影响使新加坡成了马来世界中一块华人占绝大多数的“飞地”。在“飞地”内部，由于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更易形成一致的文化认同。

这些因素都对国家认同的产生起着潜移默化的阻碍或促进作用。在英国统治时期，由于它的统治延及马来亚和周围一些地区，因此“飞地”并没有在国家的层面上成为现实。一旦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这里的华人建立起自治政府，这块“飞地”就成为现实了，这时就需要构建一个特定的“国家”和它的“人民”以维持生存和发展。

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新加坡政府考虑到由于本国缺乏自然资源，市场狭小，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很难生存下去，因而想与马来半岛联系在一起，以把马来半岛作为它的腹地、市场和资源供应地。因此，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时就把马来语定为唯一的国语，为合并做准备。这一时期，新加坡人开始认同马来亚。1963年，合并虽然实现了，但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两年后，新加坡被迫退出。这时，对于新加坡来说，就不得不着手构建一种新的自己国家的认同了。因此，新加坡在国家层面培养认同，是从1965年独立后开始的。

独立之后，新加坡向日本学习，实行了雄心勃勃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并很快使经济发展起来，经济的成功、社会的稳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新加坡人心中注入了一种种族自豪感，促进了国家认同。同时，面对构建一个“新国家”的任务，新政府采取远离利益集团的策略，疏远包括工会和华校学生在内的左翼利益集团。尽管这些集团是人民行动党在种族主义运动和大选中依赖的主要力量，但现在必须疏远他们，这可以使人民行动党成为不隶属于任何特殊利益集团的执政党。另外，政府还推行多元种族主义，通过这种策略划定了各种族的政治活动空间，致使各种族“安分守己”，难以走出国家的法律之外去要求特殊的政治权力。政府在种族关系中的这种中立地位，避免了任何种族和利益集团的特权。同样，新的国家和新的经济秩序的构建过程也是新型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那些为发展经济和加强国家认同而制定的政策的深刻影响，例如教育、语言、住房以及家庭模式。

自人民行动党政府上台执政以后，政府大力发展教育，深谙学校不应仅仅局限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同时还应向受教育者反复灌输新的国家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的道理。在殖民制度下，除了少数英文学校由殖民当局提供经费外，大多数人受教育都要由各族群自己筹集经费和聘请教师。这种按种族的政治、文化和语言划分的母语学校所进行的国家认同的教育，效果是很不相同的。教师和教科书都要从他们的“祖国”引进，教科书的内容也很少涉及这个新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自治政府为了避免激化种族情绪，引发潜在的政治对抗，推行在各母语之间保持名义上平等的教育政策。不过，这时自治政府也开始力图构建一种新的国家教育体制，它制定了各语言学校共同的教学大纲和课程表，编写本地的教科书，培养本地的教师，制定统一的考试标准。通过这种统一的教育，在当地人民中建立起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价值取向。在政治上，政府还规定了一些国家礼仪，例如，在中小学每周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在国歌声中，国旗缓缓升起，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渐渐注入国家的神圣意识。还有向国家宣誓的仪式，最初用四种语言，现在统一用英语了。举行这些仪式都是为了不断地灌输国家认同。

1965年开始的政府建房计划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新加坡人的居住结构，也使组屋成为灌输国家认同的场所。新加坡独立之时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政府为改善居民的住房而提出了由政府修建公共组屋的计划，开始大兴土木。这不仅可以较快地改善居住环境，而且也使政府成为组屋的管理者，在这里可以有效地灌输自己的国民教育计划。最初，居民们反对强行拆除他们已经住惯了的旧房和定居点，一度进行了抵制。然而到70年代初，这种有组织的抵制迁徙的斗争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组屋的条件明显好于过去的旧房，而自动瓦解了。应该看到，由于过去的村庄是按照种族居住的，这些定居点的拆除等于破坏了种族的据点和依附于此的文化实践，先申请先分配的原则和种族杂居的政策加速了这种分散过程，从而也加速了地方割据意识的破灭和国家意识的增强。由此可见，公共住房工程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居住环境的改变，而且也加强了民众对人民行动党和政府乃至国家的认同。

新加坡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良好的成绩后，人们在感情上给予了更多的认同，但这些认同具有本能的和容易移情的特点，要实现国家的政治认同，使国民从感情认同转变到认知认同上来，还必须做大量的工作。在新加坡“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公共的和私人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亚洲的和西方的、种族的和国家的这些相反的文化因素和价值取向的互动是其国家认同的最主要组成部分。1991年，新加坡政府经过国民反复讨论并经国会批准，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推出了旨在代表全体国民的“共同价值观”，意在使新加坡各种族、各阶层、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众在国家层面上享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使人民为共建这一价值观而努力。

“共同价值观”有五项基本内容：一、国家至上，社会优先；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三、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四、协商共识，避免冲突；五、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价值观是解读国家发展和国家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价值观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于价值、价值关系的一般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有的比较稳定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总和”，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理解以及社会关系的较理性的“是非判断”。它可以反映出社会精神氛围的风貌，反映出社会凝聚力的状况，并且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动力和导向。国家的共同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种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有价值观念。共同价值观作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和国家发展理论或软实力中的重要部分，对一个国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可以提供重要的文化基础和不可或缺的理论论证。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缺乏整合这个社会或共同体的文化纽带，那么这个社会或共同体或者不能形成一个国家，或者是即使用强力建立了一个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也无法形成国家的价值或凝聚力，由此，轻则会使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受到阻滞，重则导致整个国家、社会和种族的衰亡，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围绕着“共同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和教育。领导人率先垂范，人民群众广泛学习，经过多年的推广和国民的践行，共同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并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新加坡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明确规范和政府推广国家价值观教育的国家，在国家建设中较为成功地协调了不同种族所固有的不同价值观的关系，增强了不同种族对新加坡的认同感。从社会层面上来说，国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久而久之，自然在这片土地生根，也逐渐形成一些共同的“国民性”，随着国民意识的日渐加强，新加坡人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自然而然也增强了。

人们把新加坡人的认同史作为一个课题来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与其他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相比，这个课题仍有待深入。但是我们看到，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有两个特征，一是它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积极培育和民众的积极参与，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加坡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中国人”“马来人”和“印度人”，从而使“新加坡”和“新加坡人”这两个概念名副其实，从人类历史来看，这并不容易。可以说，新加坡人如今这种对国家强烈的认同感，已经成为航行在茫茫大海中的“新加坡号”最重要的压舱石和指南针。

二是“共同价值观”的现代性较强。这是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较早地吸收了西方文化，并在其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对外来文化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兼容并蓄，尽管它并非不对这些外来的现代文化进行去粗取精的改造。尤其是，它还随着社会的发展，给传统的儒家文化和“共同价值观”赋予新的内涵，以与时俱进。

当然，新加坡并非不存在不同的观点，在不同时期都有人对人民行动党的一些政策和执政方式提出批评，也有反对党提出应该给反对党以更大的政治空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移居海外。但这些人数毕竟很少，并不代表主流的文化。尤其是人民行动党政府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一方面尽可能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提高自己的执政水平，另一方面也坚持理性原则，不轻易随波逐流，向民粹主义低头。这也说明“共同价值”在凝聚国民精神方面并不是万能的，仍有提升的空间。

共同价值观作为社会稳定的凝固剂和国民的精神名片，在新加坡的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已经引起了我国学者和党政部门的高度关注。纵观世界，新加坡是构建与传播国家价值观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冲突、价值观念冲突的问题突显，因此，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借鉴他国有效的价值观教育经验来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增强我国的国家凝聚力，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书是关于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素描，它探讨了新加坡构建共同价值观的背景、过程以及培育、践行共同价值观的经验和做法，以期提供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绪言／ 001

第一章 共同价值观的萌芽 / 001

第一节　社会情势的变化 / 002

第二节　社会思潮的变迁 / 046

第二章 共同价值观的出台 / 065

第一节　领袖提倡 / 066

第二节　国会批准 / 069

第三章 共同价值观的述评 / 081

第一节　共同价值观的解读 / 082

第二节　共同价值观的评论 / 096

第四章 共同价值观的培植 / 101

第一节　政府行动：软硬兼施 / 102

第二节　政府策略：虚实结合 / 127

第五章 共同价值观的践行 / 197

第一节　领袖示范：身体力行引领 / 198

第二节　国民响应：积极参与践行 / 216

结　语 / 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