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对外交涉中的国际法运用》：
最引人注目的是，李鹤年首先根据国际法，郑重声明中国对台湾拥有属地权以及对“生番”拥有属人权。“查《万国公法》云：凡疆内植物、动物、居民，无论生斯土者、自外来者，按理皆当归地方律法管辖。又载发得耳云：各国之属物所在，即为其土地。又云：各国属地或由寻觅、或由征服迁居，既经诸国立约认之，即使其间或有来历不明，人皆以此为掌管既久，他国即不应过问。又云：各国自主其事，自任其责。”据此各条例，台湾为中国疆土，生番定归中国隶属，无须别国越俎代谋。其次，又按照国际法判定日本出兵台湾显违公法。台湾全地素属中国，而日本却未经与总理衙门协商就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总之，台湾属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日本国代谋”。
当时，一些东南沿海地方官也主张援用公法捍卫主权。台湾道夏献纶担心此前美国“罗妹”事件中，前台湾镇刘明灯和前台湾道吴大廷所谓番地“不隶版图、为王化所不及”的敷衍之词恐为日方利用，以致“反添枝节”，于是也主张用国际法捍卫台湾番地主权，“查万国公法内开：人皆以此国掌管既久，他国即不应过问，此为定例”，据此，“无论生番人版图与否，皆为我所掌管”。更何况琅峤十八社归凤山县管辖，“年纳番饷，载在府志，确有可凭”，清政府对日交涉中“必须坐实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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