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
关于“什么叫农民”这个问题，《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作者之一也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被调查对象是山西省中部地区的一个农村，“西郊村”。西郊村共有691户人家，本调查在每三户中选取一户，抽样了其中的230户，最后回收了201份问卷。由于所请调查员为本村人，而且研究者请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务必帮或请人家填写好问卷，故而问卷回收率较高，达87%。我们在问卷中问了61个问题，共348个变量。问题中包括家庭情况、从事的产业、收入、农具使用、取暖设备、闲暇活动、村委会选举、小学教育（因为本村只有小学）、合作医疗、生活质量、政治面貌、组织化情况等等。多数问题是封闭式的，有几个问题则是开放式的。多数问题并不敏感，所以回答的可信性较高，故而问卷也有较高的代表性。这个实证调查应该能够告诉我们农民身份的一些具体情况，帮助我们回答什么是农民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部分做具体讨论。
阐释的方法可以说来自于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换句话说，由于人们的地位、社会环境、教育背景各不相同，他们的社会行为的动机也就千变万化。实证分析所揭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完全告诉我们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我们要了解人们是如何解释他们的行为方式的，而且不光要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要做深度访谈、实地观察，这也就是人类学的方法。比如，我们如果在问卷中发现某一个百分比的农户家里有洗浴设备。我们还应该去不同的农户家里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设备，热源在那里，是太阳能，还是煤火，还是天然气，如何处理废水问题，有无下水道，等等。除非是单项问题的问卷，否则在问卷中不太可能了解得如此之细，所以需要我们做一些实地考察。作者在调查期间，每年要去村里访问两次，观察村里有什么变化，和人们交谈，并了解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所以，阐释性的方法也是本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知识分子与农村发展》多数章节中的个案研究，也可以看作是阐释性的方法。在那里，我们描述了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扮演自己的有机、专业和批判的角色。这些对个体知识分子工作的解读，是不可能用问卷的方法，或者说实证的方法来处理的。
批判的方法主要来自马克思的冲突理论。在这个方法看来，问卷和实地观察等都不可能让我们完全了解社会的运作方式。无论任何社会问题，我们都要考虑一些大的结构的影响，比如，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影响。村民在人大选举权上面的不公是中国的政治结构问题。村民委员会的成功与否，不光是和本村人的民主素养有关系，也和党支部的作用有关系，而后者又和中共的农村政治、中共如何在全国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整体考量有关系。村里生活条件的状况和经济、政体发展的状况有关系，洗浴设备和经济发展、文化习惯都有关系。而这些大的因素的影响，只有通过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才能看得出来。如果不知道传统中国农村的情况，就难以理解现代中国农村。不和市民相比，我们就不知道农民在城市里常常会受到歧视。在什么是农民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在文献回顾还是研究发现和讨论中，我们都用了批判的方法：即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的结构对农民定义的制约。
在对知识分子的角色的研究上，我们也用了批判的方法。比如，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一部分是批判的角色。那么我们就需要仔细分析他们什么时候在扮演专业的角色，什么时候扮演有机的角色，什么时候扮演批判的角色。批判的方法在我们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时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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