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罗蒂生前亲自挑选的代表性作品
※如果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后神学文化，那么对柏拉图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学习将会导致后哲学文化的诞生
理查德·罗蒂是当今美国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和自然之镜》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和人文科学领域引起过巨大震动。
《后哲学文化》是经作、译者精心编选而成的，反映了作者自《哲学与自然之镜》以来的思想变化。它不仅批判了分析哲学运动，而且还批判了一个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即对寻求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的表象感兴趣。作者倡导一种崭新的“后哲学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无论牧师、物理学家、诗人、政治家都不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而那些特别出众的人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同时也不存在可以作为一切学科之“样板”的学科。
作为杜威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哲学家可以同诗人、剧作家、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一样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这些不同专业的成员可以在特定时候对特定项目提供零星的忠告而为改革主义的社会民主政治服务。但这种零星的政治功用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要求于哲学家的那种全面的功用。后者把政治理论和哲学看作是基础的，因为他们认为它深入到了当代现象后面的实在。与此相反，在杜威主义者看来，有关的“实在”，即人类的受苦受难，在前两个世纪为实现法国革命理想所做的努力过程中，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杜威主义者沮丧地承认，始终有新的苦难（如为整个妇女阶级所忍受的苦难）有待揭露。他们认为，在揭露这些苦难时，哲学的作用是与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作用相关的。但是他们认为，现代民主社会已经为不断地揭露这种苦难和不公正而组织起来了，因此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激进的批判”，而是对细节的注意。因此他们认为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揭露这个社会的虚假和腐败的基础，而是要让这个社会的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进行较量。
在我看来，坚持站在“激进批判”观念的左翼立场，乃是科学主义哲学观的不幸遗产。无论是想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在的观念，还是要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想法，都与我刚才论证的为海德格尔和杜威所共有的语言和探究观不相吻合。因为它们都假定，有朝一日，我们将深入到一切可能的语言和知识之真实、自然和非历史的母体。马克思尽管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却也坚持这两个观念，而在列宁和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国家信仰以后，这两个观念更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但我们却没有理由要并不实践这个信仰的人去接受这种观念。
我想从我刚才叙述的故事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我们应当彻底拒绝元哲学的科学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让在那些认为当代民主社会无望的人和那些认为这是我们的唯一希望的人之间的争论，根据这些社会现在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展开。如果我关于海德格尔和杜威在拒绝科学主义方式上的差别是政治的差别、而不是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差别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想我们最好是明确地、而不是用哲学的伊索寓言来讨论政治问题。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我想我们就可以认识到，理论反思对于我们现时的问题可能没有多大助益。因为一旦我们批判了所有自欺欺人的诡辩，揭露了所有的“虚假意识”，我们的努力的结果就是发现，我们所处的正是我们的祖辈猜想我们可能会处于的境地：在那些大权在握的人（在今天就是得克萨斯、科威特、墨西哥的石油大王，莫斯科、布加勒斯特的立法者和印度尼西亚、智利的将军们）与那些因没有政权而挨饿和担惊受怕的人之间进行着权力斗争，无论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分析哲学，还是后尼采的“大陆”哲学，都未能说明这场斗争。我们都未能提出一些比在世纪之交为杜威和韦伯所具有的更好的施行政治的概念工具。
社会民主政治的词汇，即由杜威和韦伯帮助构造起来的词汇，也许无须哲学家们再作精雕细琢了（虽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做了某些有用的更新工作）。不存在为这个词汇不能描述而为某个更“激进”的隐喻可以描述的有关经济压迫、阶级斗争和现代技术的事实。
……
作者序
1 哲学和后哲学文化
1．1 柏拉图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
1．2 实用主义和当代哲学
1．3 后哲学文化
2 哲学作为科学、作为隐喻和作为政治
3 自然科学是否具有自然性
3．1 导言
3．2 实在论与相对论
3．3 实在论与工具论
3．4 实在论与实用主义
3．5 科学性作为道德之德性
4 科学作为亲和性
5 解构
5．1 解构主义理论
5．2 解构主义批评
5．3 解构和激进政治
6 反本质主义和文学左派
7 民主先于哲学
8 后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9 实用主义、戴维森和真理
9．1 越少则越多
9．2 皮尔士半途而废的办法
9．3 戴维森和场语言学家
9．4 戴维森作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
9．5 戴维森和达米特
9．6 戴维森、实在论和反实在论
10 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0．1 实用主义
10．2 相对主义
10．3 非理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