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南郊七十五公里的白带山麓，云雾缭绕，林麓映带，潺潺的仗引溪盘曲兜转，氤氲着一丝神秘与幽寂。这里有一处历经千载的佛教圣地——房山云居寺。这座“北方巨刹”背倚青山，门临清溪，苍翠掩映，如诗似画。寺门向东，规模宏大，寺内唐碑、辽塔、文物荟萃，珍藏着号称“三绝”的石经、纸经、木版经。寺外东北一公里处有座石经山，俗称小西天，其得名在《长安客话》中有载：“石经山，峰峦秀拔，俨若天竺，因谓之小西天”。山腰开有九个藏经洞，寺内南塔地基侧有一个藏经地穴，共藏有石刻佛教经籍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石刻经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石。这部浩瀚的石刻佛教典籍世称房山石经，亦或称房山云居寺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的镌刻肇始于隋大业年间，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千余年，堪与文明寰宇的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相媲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作为一座综合历史文化的信息库，房山石经在历史、宗教及艺术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云居寺的魅力在于记载千年风云变幻的古刹和石经，它们对于中国佛教研究的贡献是毋庸赘言的。尤其是石经的经末题记，内容十分广泛，是研究各朝代刻经的历史沿革，以及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民俗等方面的宝贵资料。经文后刻有题记，记述刻经的时间、地点、施主、缘由等有关内容，有些题记中的题名可与史书相印证，有的可补充史籍记载的遗缺。二十世纪上半叶，一大批从事中国佛教历史学的日本专家来华考察研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其中，值得特别指出的有松本文三郎、常盘大定、关野贞和塚本善隆等，他们对于房山石经的调查研究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以塚本善隆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在认真搜集资料、整理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的《房山云居寺研究与石刻大藏经》，洋洋十余万字，论述分析力透纸背，这部作品收录于《东方学报·京都第五册副刊》。第五册副刊可以说是日本学术界首次围绕房山云居寺展开系统调查的优秀成果，在国际宗教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进入四十年代，村田治郎、藤田寛雅等日本学者从建筑学、佛教史的角度再次对云居寺展开调查。此后，受到中日局势的影响，日本鲜有以房山云居寺及石经为题的论文或著作发表。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学术界才逐渐恢复对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关注。相比之下，中国学术界对于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系统研究则要延迟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五十年代以后国内研究房山云居寺及石经的著述专论和书刊高可盈尺，价值不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云居寺主体建筑的大部分被炸毁，千年古刹变成了残垣断壁，这给学术界的深入研究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从这一点来看，《房山云居寺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
石经山和云居寺的兴佛之举肇始于隋代。是时，一位佛教徒为保存佛教经典，欲将佛经刻于石上，深藏于山上的石室之中，如果他日再度发生“法灭”，世间佛典被一扫而空，那么山中的石经就是佛教再兴的根本。这真是令人惊叹的旷世之志，同时也是一项绵延千载的伟大事业。唐代、辽代、金代的佛教徒秉承先师遗志，把数千卷的大藏经刻于石上，然后将其封锢于石室或瘗埋于地下。而后，元代的高丽僧又对其进行了修补。由于明清时期得到妥善维护，这些石经至今尚存。随着刻经事业的推进，当地开始兴建并经营与之相关的佛堂、僧房和石塔。许多现存的唐、辽、金、元代的石塔碑记为佛教史、美术建筑史，乃至一般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房山云居寺及石经得到了重视和保护。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在有关部门配合下，对房山石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发掘、整理和拓印工作，并建立了专门的经版库加以保存。一九六一年即被国务院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研究会”正式成立，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任会长，赵朴初、任继愈等著名佛界学界人士任顾问。
会上，季羡林说：“房山的石经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多刻在石头上的佛经。（中略）我是说云居寺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起码，在北京市哪个区有一处文化古迹能与房山云居寺相比?”由此可见，房山云居寺在北京以至全国诸多古寺名刹和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它对北京市地方志地情资料的收集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研究会的成立是宗教界与学术界的大事件，对历史研究、文物考古、民俗及文化艺术的发掘整理都将有重大意义，对云居寺及石经的研究和发掘更是一个促进。二〇〇六年，经国家文物局严格筛选，云居寺以“北京云居寺塔、藏经洞及石经”为名称，成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的三十五项之一，也是北京市唯一一家独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二〇一一年，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关于更新〈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通知》，作为北京市申遗的重点对象，云居寺随即启动了文本编制及文物测绘勘察的工作，其申遗文本由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编制。
作为房山云居寺的专题研究，《房山云居寺研究》出版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塚本善隆等六位学者基于一九三四年前往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的实地考察而撰述的，书中配有近百幅照片、插图和拓片，读者由此能够目睹房山云居寺与石经山的历史旧貌，为考证云居寺与石经山原有建筑布局和单体建筑形式提供了有力依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塚本善隆、小川茂树、长广敏雄、森鹿三、能田忠亮等五人乘“长安丸”号客轮从神户出发，二十八日抵达天津，然后乘火车前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他们参观了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古物陈列所、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及北京大学的明清史料整理室和考古学研究室等机构、先后拜访了考古学专家傅增湘与戏曲研究家傅惜华。事实上，塚本善隆一行人在云居寺中仅停留三日，而且参观石经山的当日遭逢大雨，因此调查取证过程中难免有所欠缺和疏漏。然而庆幸的是，他们收集到相当数量的拓本，并以此有限的调查资料和拓本为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先行研究，完成了这部书稿。其中，塚本善隆撰《石经山云居寺与石刻大藏经》以云居寺为基础，以刻经历史为主线，对石经山云居寺和石刻大藏经进行了全面考证。通过大量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明确指出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发愿者就是沙门静琬，静琬刻经的初衷是以备法灭，这种危机感是由北周灭佛和佛教末法思想所致。静琬圆寂后，其弟子怀着虔诚的佛教信仰，克服万难，代代接替，继踵相传，最后成就了房山石刻大藏经的伟业。长广敏雄针对房山云居寺砖塔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考证，通过十余枚照片、手绘图，直观形象地描述了北塔内外部的构造和特点。小川茂树围绕石浮图的名字、云居寺北塔下的石浮图以及石经上的石浮图等问题，对房山的石浮图展开了具体详实的论述。森鹿山着眼于房山的地理沿革，特别是在后半部分借助《水经注》对相关河流流域的地名进行了考证。太田喜久雄则旁引了西方的多部著作和数篇论文，运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对华北及房山县的地势地貌和地质构造进行了阐释。而水野清一则参加当年由东亚考古学会主办的第二次东京城（渤海国）的发掘，而错过了前往云居寺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而后，他根据一九三〇年的实地考察撰写了《房山云居寺石塔记》，主要介绍了房山云居寺石塔的形制与雕刻，通过他细致入微的介绍，能够了解寺中石塔的具体情况。就整体而言，《房山云居寺研究》概述了以石经事业为主的石经山云居寺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也就是公元七世纪初期，隋代大业年间石经事业发愿以来的历史。其中，有的章节为了得到简单的结论而不惜用冗长的篇幅进行相当复杂的考证，或是不得不以零散石刻资料的罗列结束论证，或是由于实地调查不充分，无法获得完整的资料，而不得不根据第三者的资料加以推测。不难想象，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六位研究者为收集这些文献和石刻资料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关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从事日本汉学相关领域的中国研究者并不陌生。一九二三年，日本迫于欧美等国纷纷把庚子赔款反归于中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事实，决定将庚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研究事业。一九二九年，日本文部省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狩野直喜为首任所长，内藤湖南、桑原骘藏、高濑武次郎、松本文三郎、小川琢治、矢野仁一、新城新藏、石桥五郎、新村出、铃木虎雄、滨田耕作、小岛祐马、羽田亨任评议员。其中，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是日本汉学界公认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专攻汉语与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专攻东洋史学研究。该所遵照创设宗旨，坚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文化研究。由于地方志是有关一个地方的综合性著述，是地情指南，因此京都研究所十分重视地方志在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当时，京都研究所主要通过在华日本人搜集与收购中国地方志。一九三一年三月，作为会报的《东方学报》（京都）开始出版，平均每年一期。此外，由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编撰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分类收录前一年日本、中国、欧美各地刊行的有关中国学研究的论著目录，每年一册，逐年发行，后改名为《东洋学文献类目》，成为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者乐于利用的重要目录。一九三八年三月，日本外务省直属的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京都所改称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一九四五年，东方文化研究所并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成为文部省直属大学的专门研究机构。自《东方学报》创刊以来，《房山云居寺研究》是第一本采用专题形式出版的文集。该书的六位作者包括塚本善隆、长广敏雄、水野清一、小川茂树、森鹿三、太田喜久雄，都是近现代日本的学有专长的中国学、东方学家。
关于房山云居寺历代刻经的经过，塚本善隆论述剀切详实。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由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逐渐兴盛起来。北朝时期发生的两次法难，令佛教徒刻骨铭心。他们担心法难再起，开始考虑如何保护佛经，使其历法难而不毁，长存于世。前朝将儒家经典刻在石头上的“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给佛教徒以启示。于是，在北齐时期就出现了石刻佛经，如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山东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徂徕山的《般若经》以及河北武安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胜鬘经》等。据明代《顺天府志》记载，北齐时期慧思大师曾发下宏愿，立志要将能够看到的诸佛经刻于石上，以备不时之需，但因时事动荡而始终未能付诸实践，于是慧思最终放弃初衷，决定南下。其弟子静琬秉承师训，发下要把《华严经》等十二部佛经刊刻于石的宏愿。他从石景山到白带山探寻适宜刻经的理想场所，最终选定幽州西南白带山作为大本营，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白带山下的大石窝是汉白玉的故乡，历来以盛产汉白玉著称于世，民间有先有大石窝，后有北京城之说。此外，青石与其他石料的储备也极为丰富，这为静琬的刻经事业提供了充足的石料资源。二是白带山树木繁茂、浓荫蔽日、野芳争艳、远隔尘嚣，既是佛僧心仪的修持之地，也是镌经藏石的理想场所。隋大业年间，刻经的条件基本具备，时机业已成熟，于是，静琬带领众徒及工匠，开始凿岩刻经之举，从而开启了绵延千载的房山刻经事业。静琬的刻经事业，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扶持。随大业七年，隋炀帝降驾白带山附近的涿郡，皇后萧氏施绢千匹以助静琬，其弟弟内史侍郎萧瑀施绢五百匹，受此影响，朝野上下争相为静琬刻经施舍钱财，从而为静琬的刻经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唐贞观十三年（公元六三九年）静琬圆寂，他所开创的刻经事业由其门徒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继承下来。辽会同三年（公元九四〇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云居寺所在的幽州地区归辽国管辖，辽国在云居寺做了一些建寺护经的努力，但终究未能恢复自五代以来中断的房山刻经事业。直到澶渊之盟以后，辽国才有条件在云居寺恢复刻经，辽代刻经得到了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皇帝的资助。辽清宁四年（公元一〇五八年）赵遵仁撰《涿州白带山云居寺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天庆八年（公元一一一八年）释志才撰《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了辽代刻经的经过。到了金代，云居寺未因朝代的更替而衰落，天会十年（公元一一三二年），涿州之州张玄徵首刻《佛印三昧经》，拉起了石经续刻大幕。在镌刻的石经中，除了沙门见嵩镌刻的《大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钵大教王经》藏于石经山藏经洞，其余均藏于云居寺内的地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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