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下册）》：
比较历史研究的统计学分析也从实证角度支持了此类主张。这些研究发现，除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以外，或者说，假定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不变，总统制、多数代表制以及代议制会影响政治参与及社会与政府的稳定（Powell 1982）；劳工的制度结构会影响政治经济表现（Cameron 1984）；多数表决或协商一致的制度则会对民主政治的表现产生重要影响（Lijphart 1984）；等等。这些研究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因素纳入关键解释变量的清单（类别）之中。然而，要充分了解通过制度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就意味着承认制度作用的效果取决于这些条件，反之亦然，即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作用效果也取决于这些制度。但在一段时期内，经验统计研究对这一双向联系仍然缺乏充分的探讨。
因而，现代比较政治学的实证—理论研究，在解释所观察到的政治结果中国内的、跨国的、国际的以及（或者）跨时段的变异时，重点关注的还是社会利益结构、政治文化、公众舆论及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就此而言，这一领域的发展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现代的比较政治学与战前和战后经典的比较政治学一致，其核心信条都是“环境很重要”，所谓的环境包括结构的、文化的、制度的和策略的；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国际的、国内的还有当地的；等等。更准确地说，至少因为三种情况，环境很重要。首先，我们试图去解释、理解或预测的结果通常是由多个原因共同作用所导致，因而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环境中，许多可能原因的取值都会影响结果，这也就是多重因果（multicausality）的问题。其次，在不同环境下，同一原因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同一原因对结果产生何种影响，也取决于在此环境下一个或多个其他可能原因的取值，这就是环境约束（context—conditionality）的问题。最后，政治世界中我们尝试去理解的很多结果，以及我们所推想的很多原因，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互为因果的，并非有的因素仅仅是原因，而另外的因素则仅仅是结果，这就是内生性（endogeneity）问题（人们也称之为同时性、逆向因果，双向或多向因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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