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场深刻革命。三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从经济领域起步，并以此为基础逐渐扩展至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生态领域，直到进入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为更清晰地理清这段历史，我们大体可以把中国改革的历史演进分为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起步阶段（1978年12月至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展开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至1992年春）、制度初步建立阶段（1992年春至2002年11月）、制度趋向完善阶段（2002年11月至2012年11月）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至今）五个历史阶段分析。
一、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的起步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被从危难中挽救了回来，但长达十年的“文革”遗留下来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的混乱仍然存在，党的指导思想、理论、方针、政策还未根本扭转。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中国人民指明发展方向，成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召开前夕，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纷纷在这次中央会议上就一些重大问题发言。邓小平在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老一辈革命家的发言和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突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定只讨论经济问题的议题，推动中央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成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为即将启动的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思想是一切行动的先导，如果在思想上守旧、僵化，必然导致实践上的裹足不前。“文革”结束后，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群众的共鸣。在这个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坚决批判。全会公报引用邓小平的话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全会还提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些努力，从根本上为改革解除了思想束缚，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扫清了思想障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全会认为，中央自十一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进展顺利，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基本胜利完成，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讨论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问题，推动改革率先在农村实现了突破。全会讨论了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提出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为调动农民积极性，全会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的“左”的错误，经过修改完善之后，这个文件在1979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开始对过于集中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在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对这个政策给予了充分肯定：“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在中央的大力推动和鼓励下，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各地纷纷开始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达93%，其中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包干到户。”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8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这就打破了人民公社的过度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农村经济生活开始红火起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们国家的改革事业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系统工程，任务艰巨而复杂，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这就难免在改革初期会遇到各种疑问、质疑，甚至批评。如何打消人们思想上的顾虑，形成改革共识，保证改革这艘巨轮沿着正确的航向顺利前进，是党和国家“掌舵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会不会在农村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有老同志在中央会议上指出，如果越来越贫穷，那我们还为什么干革命？针对有人质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是搞资本主义，担忧资本主义进来，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前提。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决策的正确性，为最初几年在农村引起的巨大变化所证明。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1982年，“全国农民平均每人的纯收入达到270元，比1978年增加1倍；城市职工家庭平均每人每年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500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比1978年增长383%；城乡储蓄余额达到675亿元，比1978年增长22倍。”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91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1979—1984年，农业增加值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平均增速，分别由1958—1978年的14%提高到73%，由12%提高到95%。这些数据表明，中央关于改革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入手也是成功的。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这一时期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稳定了国民经济，提高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初步积累了一些改革的成功经验，为下一步的城市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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